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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章 唐（第6页）

宝应元年（762年），李亨病危，其妻张皇后想废除太子李豫，改立越王李系，宦官李辅国、程元振保护李豫，逮捕张皇后、李系等。随后李亨去世，李豫登基，是为唐代宗。即位当年，代宗便任命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率仆固怀恩等大败史朝义部叛军。广德元年（763年），唐军直指范阳，叛军将领纷纷举州投降，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结束。[187]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得唐朝元气大伤，由盛转衰。此后，中央的权力大大削弱，节度使的权势越来越大。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安史之乱后人丁锐减，土地大量荒芜。藩镇势力壮大，藩镇割据的现象在代宗朝后逐渐形成[121]。[187]

艰难复兴

藩镇林立

主词条：藩镇割据

安史余部投降后，唐朝廷无力收回其兵权，仍然任命他们为当地节度使，其中李宝臣的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李怀仙的幽州镇（治今北京市城区西南）、田承嗣的魏博镇（治今河北大名）并称为“河北三镇”，是最跋扈的藩镇，名义上尊奉唐王朝，实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父死子代，长期割据一方，直到唐亡。[187]

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立藩镇。河北之外，中原藩镇有些割据性较强、如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义（治今山西长治）等。南方藩镇军队较少，节度使基本忠于朝廷。[187]

在唐朝中晚期的大部分时期里，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142]。朝廷在藩镇表面恭顺的前提下，开始默认极个别藩镇自主选择节度使的权力[123]。各藩镇间功能不同，也存在矛盾，如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藩镇保证了内外势力的均衡，东南藩镇则提供财政支持。因此有研究指出，正是藩镇间的相互制约使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后仍能延续百余年[147]。

唐代宗、德宗统治时期

主词条：奉天之难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乘虚攻占长安，代宗出逃陕州，随后起用郭子仪击破吐蕃。永泰元年（765年），又用郭子仪等平定仆固怀恩之乱。代宗在位时，颇有志于朝政。他打压权宦强臣，使其或死或贬，起用贤臣杨绾，并命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217]

大历十四年（779年），代宗在大明宫紫宸内殿崩逝，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德宗任用杨炎为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在短时期内缓和了财政困难问题。[12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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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力图平藩，不许藩镇传土地于子孙，招致成德、魏博、淄青三镇叛乱，发生了持续五年的奉天之难。在平叛过程中，更有卢龙、淮西继叛，各自称王称帝。前往平叛的泾原军队又发动泾原兵变，占领长安，拥卢龙节度使朱滔兄朱泚为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今陕西汉中）。在李晟等人陆续将兵变平息后，德宗对叛乱造成的危难心有余悸，于是对藩镇采取姑息态度，承认河北三镇世袭特权，以使其取消王号，维持现状。这次失败的削藩战争，基本奠定了其后中央与藩镇、藩镇与藩镇的强弱地位，以及各藩镇之间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187]。德宗回到长安后，一方面积蓄力量为削藩做准备，同时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182]

不过，德宗在位时，用宰相李泌之策，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也为后来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唐顺宗、宪宗统治时期

主词条：永贞革新、元和中兴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驾崩，其子李诵登基，即唐顺宗。顺宗任用王叔文等，罢除了宦官掌握的“宫市”，试图夺取宦官统领神策军的权力，结果遭到宦官强烈抵制。在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密谋下，在位不到两百日的顺宗被迫禅位于其子李纯，即唐宪宗；王叔文、柳宗元等改革核心成员或被赐死，或被贬为远州司马。这次斗争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或永贞革新。[187]

明人绘唐宪宗李纯彩像[184]

宪宗经常阅读典籍实录，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总结历史经验，勤勉政事。他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能臣、贤臣为宰相。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很晚才退朝。宪宗在位十五年间，在政治上有所改革，政绩较多。[218]

在军事上，宪宗刚明果断，用人不疑，决心以法度制裁藩镇，力图中兴统治。从元和元年（806年）到元和七年（812年），他在宰相李吉甫、杜黄裳、武元衡、裴度等人的支持下，先后派兵讨平西川、夏绥、镇海三镇，劝导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顺朝廷。元和九年（814年）至元和十二年（817年），经过苦战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此后，成德镇的王承宗也输纳贡赋、请授官吏。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平定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各地节度使都由中央任命[182]。至此，跋扈的河北三镇及淮西、淄青都接受朝廷约束，全国暂归统一[187]。这一短暂的成就被称为“元和中兴”。

宪宗死后，唐穆宗即位，宰相短视，致使长庆元年（821年）魏博、成德和卢龙三镇再叛，而元和以前长期割据的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其他藩镇，继续在唐朝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唐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比元和以前有所扩展，但藩镇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182][187]

宦祸党争

宦官专权

主词条：南衙北司之争

元和时期主要的割据藩镇

在吐蕃的威胁下，外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唐朝的内患也不断加深。其中导致唐后期政治腐败的更大问题是宦官专权，专权的基础和危害均源自宦官握有兵权。[187]

唐初使用宦官有一定限制，到唐玄宗时宦官权力明显扩大。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以宦官李辅国执掌禁军。代宗时神策军成为中央禁军。德宗不信任朝官，设左右护军中尉，以宦官担任，统率神策军。从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成为固定制度，直至唐亡。神策军地位在其他禁军之上，装备精良，有十五万人之多，控制了神策军等于控制了中央的军事力量。朝廷又以宦官为监军使、驻扎各个藩镇，直接与中央联系，既是中央耳目，又是控制地方的手段。朝廷还设置由宦官充当的左右枢密使，替皇帝裁决政务。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统治者。自顺宗以后至唐亡，除唐敬宗外，八个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宪宗、敬宗均死于宦官之手；一个皇帝（昭宗李晔）曾被宦官囚禁。[187]

跋扈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横行朝野，必然与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在皇帝支持下，朝官曾与宦官有过两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参见“艰难复兴”目录），还有一次是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当时文宗起用李训、郑注，策划了一个剪除宦官的计划。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李训使人谎称金吾厅后石榴树上出现甘露，想在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等率众宦官前往查看时将他们杀尽。仇士良在途中发觉有异，挟持文宗急入内宫，随即派神策兵捕杀李训、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文宗以后，再无皇帝主动对宦官采取大规模剪陈行动，从此，“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直到唐朝灭亡[187]。而后，宦官团结一致；以宰相为首的南衙唯有借藩镇兵力对抗宦官权力，从而埋下了晚唐藩镇、宦官相冲突的种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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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不断

主词条：牛李党争

安史之乱后，君权多弱，相权又不专，导致朝官内部争权夺利、各结朋党，排斥异己。宪宗在位时已经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宪宗以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所谓“牛李党争”。“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李党”以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两党大致各由志趣相投、政见相似的官员相结而成。虽然在科举置废、藩镇政策方面有不同意见和措施，也可分出优劣，但总体看，党争的主要表现还是以人划线，此进彼退，互相倾轧。穆宗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本当入相，却八年不得调动，而牛党引牛僧孺为相，造成李、牛积怨加深。唐文宗李昂时，牛李两党斗争日趋激烈，在朝议事，争吵不休；进退官员，唯党为是，以致文宗叹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直至唐宣宗时，两党领袖或贬或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187]

振兴国势

唐武宗、宣宗统治时期

主词条：会昌中兴、大中之治

被誉为“万古良相”的李德裕[185]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病重，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矫诏拥立颍王李炎为皇太弟。不久后，文宗崩，李炎即位，即唐武宗。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贬黜牛僧孺、李宗闵，澄清吏治，发展经济，有志于革除积弊，出现了较好的政治局面。[187]

首先，对于宦官有诸多不满的武宗，吸取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了疏远、冷淡的手段对付宦官[45]。会昌二年（842年），仇士良煽动神策军哗变，被武宗与李德裕联手挫败。仇士良惶恐谢罪，被剥夺了军权，被尊崇为观军容使。不久后，仇士良主动请辞，被迫致仕[219]。因此，武宗统治时期，宦官势力遭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