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中立国家。
只是在牧浩洋看来,黄瀚林这么做有点多此一举,因为美国已经以不宣而战的方式偷袭了中国海军,两国已经在实质上处于战争状态,即便中国先公开宣战,也只是在遭到突然袭击后做出的合理回应。
当然,等待几个小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下午四点,黄瀚林赶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向美国宣战,并且要求在一个月之内召开全体会议,以便让国家立即进入战争状态,赋予国家元战时特权,全力应对美国的军事挑战。
战争已成事实,常务委员会根本没有讨论,直接以全票通过了黄瀚林的提案。
按照二零四五年生效的新法案,战争权属于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全体会议才有权授予元战时特权。在紧急情况下,常务委员会可以授予元有限的战时特权,并且召开紧急全体会议。
也就是说,黄瀚林在当时获得的只是有限的战时特权,包括在军队内部进行动员,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整,下达作战命令等等。更广泛的动员,比如全民性质的战争动员、战时配给制度、强制兵役与强制劳动措施等,都得由全体会议审议。也就是要到一个月之后,黄瀚林才能获得这些特权。
当然,对于一场世界大战来说,一个月根本算不了什么。
下午六点,黄瀚林回到元府,通过电视讲话,正式向美国宣战。
与卢卡斯不同,黄瀚林没有在宣战前跟盟国脑协商。原因很简单,中国与所有盟国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即中国承担的义务要重得多,而盟国是否参战,并不以中国是否遭到攻击为准,而是以盟国遭到攻击为准。说得直接一点,就算中国遭到攻击,盟国也没有义务跟随中国参战。
当然,黄瀚林没有忘记通过外交照会的方式通知盟国脑。
黄瀚林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比卢卡斯直接向盟国脑施压高明得多,因为此举让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是受害者,而中国不会因为自身的利益拉盟国下水,更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对打赢这场战争有足够大的信心。
在这个时候,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要知道,中国海军刚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几乎丧失了大洋作战能力,军事处境非常不利。如果中国领导人表现得不够自信、哪怕对战争前景有丝毫担忧,都会对盟友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只有高度自信,才能让盟友相信,中国肯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当这种自信挥作用,也就能让更多的盟国自自觉的加入这场战争,增强中国的战争实力。
事实上,此举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两个小时后,朝鲜与巴基斯坦先表明立场,将无条件的支持中国,并且在随后四个小时内先后向美国宣战。
一天之内,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与马来西亚都相继表明立场,并且向美国宣战。
当时,在中国的主要盟国中,只有菲律宾、泰国与印度尼西亚有点犹豫。
在主要友好国家中,印度的立场最为摇摆不定,而埃及、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都以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表明了立场,即全力支持中国抵抗侵略的军事行动,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中国的敌人宣战。
也许,这场战争根本没有是非之分。
从本质上讲,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两个级国家集团因利益分配生的直接冲突,因此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可是在战争初期,中国的受害者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中国获得了更多国家的同情与支持。
在向美国宣战之后,黄瀚林就返回了战略指挥中心。
虽然军队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北京仍然不够安全,随时有可能遭到美军轰炸。
出于安全考虑,黄瀚林将一直呆在战略指挥中心。
当然,他只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领袖,而实际指挥权在总参谋部手里。因为牧浩洋依然是总参谋长,所以他才是最高军事指挥官。
黄瀚林去全体代表大会时,牧浩洋收到了开战后第二份与西印度洋舰队有关的消息。
消息是从瓜达尔港、即西印度洋舰队司令部来的,章玉廷派了一架运输机回去,报告西印度洋舰队依然在阿拉伯海活动,只是向南扩大了搜索范围,出动舰载预警机监视迪戈加西亚。
在这份报告中,章玉廷提到,美军很有可能先夺取印度洋的制海权。
事实上,这也正是牧浩洋在战前做出的推测,即美军在动突然袭击后,将先在印度洋上难。
受此影响,牧浩洋没有让章玉廷撤退。
可以说,稳住印度洋是中国海军的第一个重要任务。
在西太平洋方向上,得益于外围防御圈,本土安全没有受到严重威胁。就算美军拥有数量庞大的战略轰炸机群,美军舰队也即将抵达西太平洋,也不大可能轻易撕开中国空军的防空网。
如此一来,真正需要舰队的不是西太平洋,而是印度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