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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4部分（第1页）

强在经济体内的控制力。

到这个时候，人民币已经是与美元平起平坐的全球性货币之一。

到二零五零年，把人民币做为主要储备货币与主要贸易结算货币的国家已经达到了六十七个，而美元只有五十六个、欧元为三十五个、卢布为十三个。如果以主导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准，以人民币的影响力为一百分，那么美元为九十二分、欧元为六十四分、卢布为二十八分。

现实上，到这个时候大地区性经济体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了下来。

问题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还在进行之中，仍然有数十个国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地区性经济体，而且在已经形成的地区性经济体中，仍然有很多国家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随时有可能改变阵营。

在这个大背景下，不管中美欧俄有多么强大，都得在金融上做出让步。

最大的让步，就是让本国货币再次与黄金挂钩，或者以黄金作为担保，以此拉拢更多的国家。

首先打这张牌的正是中国。

这也能够理解，人民币是挑战者，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取代美元，就得具有比美元更好的保值能力，也就得拿黄金做担保。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定货币在保值功能上都不可能与黄金媲美。在世界格局大变革的年代，任何一个国家在制订贸易经济政策的时候，都会竭力保护自身利益。如此一来，只有让人民币与黄金挂钩、或者拿黄金做担保，才能取代美元，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

当然，这一政策，也是为了打击以财团为首的西方集团。

要知道，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西方财团掠夺与剥削的主要手段就是让美元等主要货币无限制的贬值。为了提高美元的认同度，以此提高美元在金融领域的地位，就得大力打压黄金。说得间接一点，只有黄金贬值，才能衬托出美元的重要性，也才能掩盖美元贬值所产生的影响。

结果就是，在人民币要挟到美元之前，黄金的价值不断被严峻低估。

由此产生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在人民币挑战美元之后，黄金的市场价值在数年之内暴增了数十倍

在黄金的价值得到正确认识之后，大国的金融政策不得不向黄金倾斜。

说得间接一点，现在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实力，不再是发行的法定货币，而是该国储备了多少黄金。

到二零五一年底，中国的黄金储备已经高达一万八千余吨，其中一万二千余吨用做人民币对外贸易的保值品，即任何一个持有人民币的国家，都能够按照一定的汇率与中国央行兑换黄金。

只是，在二零二七年，中国就出**了一项法律，即禁止黄金输出。

在这方面，中国的做法与美国一样，即其他国家兑换的黄金必须储备在中国，只能用做贸易结算。

到二零五一年底，美国的黄金储备为一万六千余吨，其中一万三千余吨为美元做担保。

问题是，到这个时候，黄金根本无法满足国际贸易担保需求，即中美储备的黄金远远低于在国际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与美元。到二零五一年底，贸易领域人民币的保值率只有百分之八点六、美元为百分之六点二。也就是说，中国储备的黄金只相当于输出的人民币的百分之八点六，而美国储备的黄金仅相当于输出的美元的百分之六点二。如果出现挤兑，中美都得破产。

受此影响，除了黄金，中美两国还加大了白银的储备量。

到二零五一年底，中国的白银储备量已经高达一点七八亿吨，美国则达到了二点一四亿吨。虽然中美两国都没承认白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即并不用白银为货币担保，但是白银储备依然对提高货币币值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根本上讲，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都把地区经济当成主要手段。

说得简单一些，就是限制货币的流通范畴，避免出现货币炒作现象，加强对货币的控制力度。

现实上，这也正是地区经济体的主要特点。

也正是如此，地区经济体才成为了超级大国的经济支柱，也成为了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基础。

说得简单一些，没有地区经济体，中美的军备竞赛不可能如此激烈。

如此一来，地区经济体间接决定了超级大国的实力。

相对而言，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在总体规模、发展潜力、发展速度等方面，都优于以美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

总体规模上，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在二零五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三百六十八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占比为百分之二十三，贸易所占比重为百分之六十八，活跃指数为一百三十四分。同一年，以美国为首的美洲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八十二万亿美元，约和三百三十万亿人民币，其中制造业占比为百分之二十一，贸易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五十四，活跃指数为一百二十二分。

发展潜力上，亚洲经济体的人口总量为二十八亿（包括印度），人均国民产值为十三万一千四百元。美洲经济体的人口总量为十八点六亿，人均国民产值为四点四万美元，约合十七点七四万元人民币，折合购买力计算的话，则只相当于十四万亿元人民币，仅比亚洲经济体高了百分之六点四。在衡量发展潜力的时候，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准，即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在这方面，亚洲经济体的优势极为明显。在人口平均年龄上，亚洲经济体只有三十七岁，而美洲经济体为四十二岁。在出生率上，亚洲经济体为百分之…四，美洲经济体为百分之二点五。这就意味着，如果美洲经济体的生育率没有明显提高、或者亚洲经济体的生育率没有明显降低，在未来十到十五年之内，亚洲经济体的可用劳动力的比率将达到美洲经济体的两倍以上。从发展潜力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十到十五年之内，亚洲经济体的可用劳动力数量将达到美洲经济体的三倍左右。现实上，在二零五一年，亚洲经济体的可用劳动力就为美洲经济体的一点八倍，可用劳动力比率比美洲经济体高得多，等于有更多的人处置劳动。

当然，这也表明，亚洲经济体在提升劳动效率方面有更多的潜力能够挖掘。

在平时，这意味着亚洲经济体愈加落后，而间接体现就是，亚洲经济体各国民众的生活条件比不上美洲经济体。可是在战时，这意味着亚洲经济体只需要提高劳动效率，就能大幅度提高战争潜力。

当然，提高亚洲经济体生产效率的主导权就在中国手上。

说得简单一些，只需中国放松对尖端技术的监管力度，就能迅速推进经济体内的其他国家迅速发展壮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只需中国不再禁止可控聚变核技术输出，就能使其他国家的生产效率提高好几个百分点。

这种后发优势，也决定了亚洲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快于美洲经济体。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尖端技术上的限制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金融上的不足导致的。说得简单一些，就是中国储备的黄金白银跟不上贸易扩张的需求，盲目扩大经济体的规模，会产生巨大的风险。比如，当经济体内的某一个国家强大到足够储备能在一夜之间对换掉中国储备的所有黄金的时候，中国就有可能遭受金融攻击。对中国政府来说，肯定会防止发生这种事情。在黄金储备量没有得到实质性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能做的就是控制经济体的发展速度，而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技术管制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使经济增长速度与黄金储备的增长速度相当。

当然，这只是和平时期的政策。

到了战争时期，中国政府肯定会放松管制，充分利用经济体的劳动力，把战争潜力发挥到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