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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星火（第1页）

那一天，邹启先和张云起拉话到傍晚才结束，回转龙湾镇后，深夜躺在床上，邹启先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张云起的那一番话，就像锥子，字字句句都敲击在他这个仕途茫然的布衣镇长的心坎上。

这个少年人着实是一个难得的年轻俊杰呀！所思所想所虑，确确实实在为老百姓谋大福，因为有龙景园罐头厂和包销合同做后盾，庄稼人最头疼的农产品销售老大难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而以龙湾镇镇政府的名义，在云溪村开展股份制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试点，对于他而言，无疑是一份天大的政绩。

经过一整夜的慎重思谋，他已经坚定地认为，这桩事可能是他的仕途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拐点。

次日的一大早，他就找到镇信用社主任廖向明，协商向云溪村村民提供农作物种植合作社专项贷款的事宜。

镇长出面，又是为了龙湾镇经济建设的大好事，廖向明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但这么大一笔款项，放款对象又都是没着落的土农民，他有点不愿担风险直接放款，最后和邹启先经过几次协商，他要求采取农户联保贷款的方式向云溪村村民提供这笔款项。

云溪村村委主任张海军在第一时间就从邹启先那里得知了镇信用社愿意为村里提供的这一政策贷款，他反复思谋后，觉得这是一桩好事，便立即与村支书张国瑞等村委干部在云溪村成立了一个农户联保小组，召集村民们开会商议贷款入股合作社的事情。

谁知道，这事儿刚一披露出去，就在云溪村引发了一阵纷乱。在村里老一辈人的记忆里，这情景只有在土改合作化以及生产责任制时出现过。天一见黑，庄稼人们把饭碗一撂，鞋底子掼得山响，纷纷涌到破破烂烂的小礼堂里，就贷款入股合作社的事情，吵嚷大半个夜晚。

那些有钱不用贷款的村民自然是风云看淡，而那些没钱的，可就分出了好些个意见派系，村里面大多的妇女们和思想守旧的老人们是反对贷款的，他们平日里借百二八十手都抖得厉害，这么多钱怎敢借？更叫他们心焦的是，这还是联保贷款，一旦合作社遇到什么凶险，他们不但要还自己那一份，还得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他们的意见注定成不了主流。

这不是歧视女性和老人，而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

在那些真正当家做得了主的青年汉子当中，绝大多数都对这桩事抱以积极态度。他们不怕贷款。这本就是借本赚钱的事，虽说信用社的贷款要限时间还，还得扛利息，但这合作社是一件长久事，干上一年，这些债开过就能赚不少钱，要是三年五载下去，家家户户都得富的冒油！

再者说了，想干事业，又不愿担一点凶险，那这个事业怎冒得起头？

经过了几日的吵吵闹闹，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来，贷款入社的意见最终占据了绝对上风，鲁莽的青壮汉子要办事业，莫说那一小撮见识比头发短的村妇，就是九头疯牛都拉不住！最后，云溪村79户人家当中，有68户在农作物种植合作社意向合作登记表中签下了户主的名字。

为这事忙乱多日的张云起第一时间从张海军那里拿到了那份名单，他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全像蜈蚣爬过似的手写名字时，心里油然生出了一股沉甸甸的感觉。

他始终认为通过信用贷款让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方式是解决目前这个局面的最优选择，尽管这种做法显得他有些不近人情，把村里人逼上了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境地里。

只是到了如今这个地步，成立云溪村股份制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已经不再是为了实现他个人的野心和抱负，这份名单上的每一个歪斜扭曲的名字，都寄托了乡亲们最朴实最原始的致富欲望，燃烧着90年代的中国农民不甘于永远困在贫穷泥潭里的燎原星火！

当然，这个股份制合作社的好处，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但村里的那些庄家汉子担着未知的凶险贷款拿出这样一笔大钱，又怎么可能不手抖呢？又有多少个日夜为这事夜不能寐呢？又有多少次跟家里的婆娘红脸吵架甚至是打架呢？

要知道，这种形式的股份化合作社，云溪村村民们以前从来没遇见过，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真正起源的时间点也并不久远，大抵是在80年代的中期，主要动因自然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确立，激发了中国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顺应中国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向改革的不断深化而诞生的。

到了90年代的初中期，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才算是真正起步，兴办方式、服务内容和组织制度得到了多样化、多形式、多层次的发展。

在这里面，张云起印象中比较有名的有1989年兴起的邯郸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官民结合，而1994年兴办的莱阳模式，则是农民自主兴办，除此之外，还有宁津模式、江山模式等等在90年代极其有名的其他经济合作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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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云起在云溪村发起的“农户+股份制合作社+公司”的模式，在那时候的中国是尚且未有的，这种模式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它既以股份合作制的经济形态，实现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将二者的优点形成农业新的组织制度和经营制度，还以合作社为纽带，将农户、合作社以及加工企业、销售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现代农业一体化的经营体系。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先进新奇的农民经济组织，在出现之后，必然会引发社会各界各个层面上的极大反响，然而张云起心里很清楚，对于云溪村的那些泥腿把子来说，极其有限的学识让他们不能深刻意识到这一层面，他们一个个都已经穷得叮当响，或许会因为高昂的入社股金而患得患失，但在政策问题上是不怕的，甚至有些连后果也考虑得不多。

他们一定知道的是，在村口茅厕的墙壁上，刷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标语，他们这样做，在管顾好自家庄稼的同时还能通过种植合作社额外挣到更多钱，不正符合国家要搞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政策吗？

干！在接下来的那两天里，张云起看到村里那些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一片纷乱的激动之中。

筹集股金那天，村支书张国瑞主持，联盛副总经理牛奋、镇长邹启先和他邀请过来的镇信用社主任廖向明列席，全村人都涌挤在破破烂烂的夯土小礼堂里，见证云溪村这一注定要被载入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史的某一时刻。

按照张云起提出来的股金配比方案，农户出资12万，占股40%。虽然12万的总股金平均分下来，村里每户入社农户需要交纳的股金是1700多块，但这只是一个粗算，实际交纳时的情形又不一样，因为入股股金并不固定，而是按照300元一股，入社农户最少买三股，多者不限的方式进行的。

在大会来到缴纳股金的环节时，粗鲁的庄稼人像马蜂一样蛰了上去，把收款记账的长桌挤的水泄不通，激动的声音在破破烂烂的小礼堂里此起彼伏。

“田会计，900块！我要买3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