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轮船上下来,王振宇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他的怀里有蔡锷分别写给顾品珍,罗佩金,刘显世三人的密信。王振宇想了想,还是让人把何键叫了过来,密信自然是交给这个特务头子去处理比较好。
最近为了整合情报资源,军情局成立了海军军情处,刘俊强出任上校处长。同时又在成都设立了半公开状态的西南总站,龚澎出任少将总站长。针对西南的情报工作其实在去年五月就开始了,这就是知道历史走向的好处了。
王振宇又回头看了一下轮船,蔡锷此去多半是回不来了。自己还是努力一点,完成这位绝世英才最后的愿望吧!
才回到自己的官邸,秘书陈布雷就来报告说:“委员长,日本方面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到武汉和您见面,您看?”
日本人?呵呵,这些自高自大的东洋人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了。王振宇心里暗笑一阵后道:“这个我记得日本人好像一直不承认那个南方九省关税自主协定,还有我们这个国民政府的,怎么现在想起来要和我们谈谈了。呵呵,安排一下,不但要见,还要让人见的放心,比如让他们参观一下我们远征军的训练什么的!”
其实日本政府这一次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是相当大的,这主要还是因为目前日本国内政治派别斗争不断加剧导致的。
说到这个时代的日本政治,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大正时代。
1912年,被日本人反复神话的明治天皇终于翘辫子了。然后他那个患有脑病的儿子即位成为了大正天皇,大正天皇据说曾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4o岁又患脑血栓,转为精神病。病情作时,天皇常常在大庭广众之前做出一些可笑的举止。如在观看军事演习时,他会突然跑下检阅台,打开士兵的背包乱翻一通。一次,当他出席国会开幕式的时候,心血来潮,一边傻笑,一边把讲演稿卷成圆筒,放在眼睛上,对着外国使节们乱照一气。
其实对于独裁制度来说,独裁者脑子有问题未必是件坏事,看看明朝的皇帝就是知道,有做生意的,有当木匠的,还有想当将军,唯独都不愿意做皇帝。于是明朝就出现了奇特的现象,哪怕皇帝几十年也不露头,整个国家依然可以照常运转,直到东林党那帮子人为了争取**权力优先化而出来搞党争才把这个国家折腾完。
日本人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之前的明治天皇虽然伟大,但是平民可没从他的丰功伟绩中获得半毛钱的好处,穷的还穷的,富的则更富了。而现在这个脑子据说不太好使的天皇上位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独裁者不管事了,政治风气在一夜之间居然就民主了。这就是被后世历史学家反复称颂的大正民主,又被日本民众称为“太正时代”(意思是很美好,很正点)。
单就政治而言,『桂园时代』到了大正初期,终於面临瓦解。先是西园寺公望被藩阀迫下台,当上最後一个元老。後有桂太郎因大正政变(第一次护宪运动)而下台,未几死去。
在大正时代,是政党政治活跃的黄金时代,在中期,有原敬组平民政党内阁,在後期,有政党组护宪三派内阁。这也算是与大正天皇病重,任皇太子裕仁亲王为摄政有关。因为明治时代开始,元老可以提名总理大臣。而大正天皇病重,裕仁未成熟与尊重元老之下。元老提名总理,几乎必中。在大正时期的政党政治,引起的民主运动与思潮,却变出了『大正德谟拉西(民主)』这名词。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州派藩阀势力渐渐没落,山县的专横,在皇太子裕仁亲王娶了与萨摩派势力有关的久弥宫良子女王(即宫中某重大事件)以後就衰落了。
不过现在西园寺公望和山县有朋这两个老家伙依然健康的活着,而在他们的影响下,最近这些年,日本的内阁也出现了轮流坐庄的情况,军人和立宪政友会的人轮番上台。现任先是来自立宪政友会的大隈重信,这是他第二次担任内阁总理或者说相职务了。不过他的任期可以开始倒计时了,因为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充满无尽的**,而财阀和民众的无尽愿望无论换谁来当相都是满足不了的。
既然满足不了,那就轮流坐庄吧,不停的把希望扔给民众,而且努力让财阀们更有钱,这样就平衡了,日本人搞政治真是天才。
不过这么激烈斗争的结果就是,等他们突然停下来歇口气的时候才现,仅仅几个月,被他们视为生命线的中国不一样了。这只肥猪居然一分为二了,而且看起来南方那一半还很不错,居然不声不响搞出了一个关税自主。
除了抓紧时间惩处那些刺探情报不利的特务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拿新的对策出来,于是新一轮的争吵又开始了,很多老臣开始怀念起明治天皇了。要是老天皇陛下还在,就轮不到大家一阵乱吵了,他会直接裁决的,大家执行就好了,反正那是神的旨意不会错的,错了也是执行的人不得力,亵渎了伟大的天照大神。
而现在,宫中那位似乎根本不操心这些,我滴神啊!
国民政府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地方政府,而且严格来说大日本帝国也没有承认这个地方政府,所以在南京也就没有设置领事馆。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和国民政府的交流,至少从民间的层面来说,国民政府名义上的脑黄兴,孙中山等人和日本方面都是好朋友。特别是孙中山,还有个日本老婆。
但是日本人不是傻子,稍微试下水他们就能摸清谁才是国民政府真正的实权者,所以武汉他们是一定要来的。因为日本此前在南方布局了十几年的情报网因为种种原因被破坏的一干二净,所以现在日本方面急需弄清几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关于青年军内部的情报,特别是涉及军队战斗力,装备,主要军事将领等关键性数据,这是军部反复强调需要的。
第二件就是关于王振宇个人的情报,越详细越好,因为日本人突然现自己的手上并没有关于这个南中国实权者的任何有用资料。
第三件就是搞清楚目前国民政府正在编练的参战军的规模和目的,是真的去欧洲送死,还是和北洋的段祺瑞一样打着参战的幌子做着武力统一的美梦,这直接决定了大日本帝国对于北洋的扶持力度以及在北中国的行动计划。
最后一个是附属的额外目标,由于关税区的建立,日本在南中国的商业投资和商品输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所幸就整个帝国的在华利益来说这个份额不高。但是苍蝇再小它也是肉啊,无论从那个角度看这也是对帝国的一个巨大伤害,所以这一次派往南中国的外交人员还肩负了和国民政府就此问题进行沟通的使命,同时要尽可能的获得有关南中国经济建设的数据。
身为公使的小番酉吉自然是不适合担纲这次的外交活动的,毕竟国民政府只是一个地方政府,所以日本方面最后选择的是一个奇怪的四人组合,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重光葵,日本驻关东都督府外事课课长松冈洋右,据说此人是个中国通,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矶谷廉介,据说此人也是一个中国通,以及刚刚被日本军部直接任命为上海特务机关长(史称梅机关,比历史上早了二十三年,因该机关选址在上海虹口日本侨民聚集区一座被称为“梅花堂”的小楼里,因此在日本内部被代称为“梅机关”。)土肥原贤二,这还是一个中国通(貌似日本的中国通有点泛滥),公开身份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武官。
他们的南京之行显然收获不大,国民政府看起里很有规模,机构和人员都很多,而且确实也有钱办事,但是涉及到南支那的经济建设数据,即使是行政院的部长都不得不面露难色。大家再深入交流一下才知道,原来这个南支那的经济建设还不是国民政府全部在管,实际上是军事委员会的军备部和一个名叫中户开总公司的企业在负责,相关数据都在这两个部门的手里,国民政府能管到的不过是一些投资而已。
松冈洋右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惊讶的反问道:“经济建设都划给军事委员会和开总公司了,那你们国民政府主要负责什么啊?”
负责接待的王正廷苦笑道:“政府现在的工作也就是搞搞爱国卫生运动,建设新生活,外带搞搞教育,搞搞医疗,搞搞城市建设和交通建设(还只是公路,铁路也被开总公司拿走了)。”
坐在一边的重光葵听到这话立刻变得目瞪口呆,这不就是美国那个服务型政府吗?不,人家美国政府起码还有对外战争的权力,这个国民政府则彻底的是个做服务的,关键权力那硬是一个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