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也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继承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理论,曾说:“诗必盛唐,大历以后诗勿读。”
又说:“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矣。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
可以说,作为诗人,王室贞早期世多模拟《诗经》《乐府》以及李、杜之作,佳篇不多。
中、后期开始不满于死板模拟,晚年思想转变更大,对过去的观点有所修正。
认为“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还想“随事改正,勿误后人”。
他的诗,表现出才力雄健、学识富赡的特点。
但过于贪多求博,锤炼不够,不免泥沙俱下。
五律《登太白楼》写的天空海阔,气势豪迈,体现了与太白精神相接的自我意识。
《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一诗,模拟《孔雀东南飞》之体,写严嵩专权误国,嬉笑怒骂,溢于言表,虽曰拟古,并非亦步亦趋,有浓烈的时代气息。
此外还有归有光和唐宋派,唐宋派是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一个散文复古流派。
他们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提法不满,极力推崇唐宋文风,强调自然流畅、直抒胸臆、反对艰深为文、模拟剽窃,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对晚明“公安派”、清中叶“桐城派”都有重大启迪和影响。
唐宋派总体上推崇韩、柳、欧、曾等唐宋名家散文,实际上各自趣味并不相同。
王慎中和唐顺之主要是宗宋派、道学派,他们首先推崇的是理学而不是文学。
唐顺之说:“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
王慎中说:“由西汉而下,(文章)莫盛于有宋庆历、嘉佑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
曾巩之文,邵雍之诗,即使在宋人中,文学气息也最为淡薄。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第二书》向来受称赏。
其中有“直据胸臆,信手写出”的话,与他“开口见喉咙”的主张一样,与晚明“性灵派”文论有直接关系。
其实,“性灵派”是以李贽“童心说”为基础,主张表现“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自然之性”(《序小修诗》),而唐顺之却主张以“洗涤心源”
“存天理、灭人欲”为前提,要人们先道德后文章,“字字发明古圣贤之蕴”,道学气是相当明显的。
茅坤理论上附和唐、王,但不那么极端,并不专一宗宋,而是唐、宋并举,他以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著称,使韩、柳、欧、曾、王、三苏的文学地位正式确立,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清沈德潜曾将其删减为《唐宋八大家读本》。
不过,茅坤推崇八大家文章,也有像李梦阳学习秦汉文章只停留在形式上一样的毛病,往往只探讨其起承照应、抑扬开阖等技巧,无形中落入了另一个窠臼。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秦汉之文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之文亦有窠臼,则自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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