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杂剧和南戏在音乐上的差别,实际上是南北方言差异的表现。
我国地域广袤,语言系统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许多方言区。
例如在宋代甚至更早,北方语音中入声消失,而南方语音入声依然保留。
戏曲音乐与语言密不可分,杂剧与南戏产生、流行于不同的方言区,加上区域生
活习俗等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形成两大音乐系统。王骥德说:“南北二曲,譬如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
像是王世贞则谓:“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
而另一著名戏剧的话,就是《琵琶记》了,这一出戏剧取材于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首先要说明一下,历史上的蔡邕,十一个文人,博学多才。
但由于文人随地位升迁而负心的社会现象比较普遍,作品重在讥刺鞭挞负心文人。
《琵琶记》将之改为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
而《琵琶记》主要的戏剧冲突就是三被逼、三不从、三不孝。
至于《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因此《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的话,就是在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形象具有典型意义。
蔡伯喈在维护孝道伦理的动机下得到了违背孝道伦理的结果。
揭示了封建伦理自身的不合理性;作品还写出了蔡伯喈的矛盾性格、精神痛苦,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复杂心态。
如赵五娘是剧中塑造得最为动人的形象,她温顺善良,吃苦耐劳,忘我牺牲,坚韧不拔,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
同时作者为了塑造人物,摆脱了单线平涂的类型化的写法,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在形象创作史上揭开了新一页。
像是它的结构严谨,比如作品中两条线索交错发展,一条写蔡伯喈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
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关目安排上,处处对照。
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剧情发展有起有伏,场面安排有热有冷,在舞台上浓缩了人间的奢华与凄凉,于强烈的反差中深化了悲剧效果,同时也使作品展示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丰富了作品的内容。
还有就是语言的运用相当出色,其曲白既接近口语,又富于文采。
还能根据剧中不同人物的身份和处境,写出不同风格的曲词。
《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简称“荆、刘、拜、杀”以家庭婚恋为主。
包括散曲的兴起及其体制风格一、散曲的兴起:散曲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新诗体。
要知道在元代文坛上,它与传统的诗、词样式分庭抗礼,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它最初是从民间流行的俗谣俚曲发展而来的,金元之际,北方少数民族新起的音乐与,汉族地区原有的慷慨粗犷的民间歌曲相结合,便逐渐产生了散曲。
散曲的体制的话,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散曲的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
小令,又称“叶儿”,是散曲体制的基本单位。套数,又称“套曲”、“散套”、“大令”,是从唐宋大曲、宋金诸宫调发展而来。
带过曲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
如同散曲的文体风格和审美取向,它主要是灵活多变伸缩自如的句式、以俗为尚和口语化、散文化的语言风格、明快显豁自然酣畅的审美取向。
至于词曲的区别,首先是形式上不同:词分段,曲不分段,词通常没有衬字,曲有衬字衬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