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知戏曲演出除了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动人的情节外,最重要的是必须有紧张尖锐的戏剧冲突,这样才能产生吸引观众、打动观众的艺术效果。
他的作品往往开始后不久,就使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迅速展开,然后不断发展,最后引入高潮,并在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塑造。
像是《窦娥冤》中的“楔子”中交代窦天章无力还债和进京,只得将窦娥典与蔡婆做童养媳。
第一折开场后就展开了戏剧冲突:蔡婆讨债,赛卢医赖债害命。
此后张驴儿父子救人后乘机要挟,要做上门女婿,窦娥坚决拒绝。
对立的双方矛盾冲突由此而急剧发展:张驴儿霸占窦娥的贼心不死,企图毒死蔡婆,不料却毒死自己的老子。
张驴儿乘机进一步要挟,窦娥坚执不从,桃杌糊涂断案,窦娥屈打成招。
窦娥抒发胸中冤屈悲愤,控诉人间不平,谴责天地鬼神贤愚不辨、清浊不分。
剧情至此进入高潮,看来难以有新的发展。然而在法场,窦娥突然提出三桩誓愿,象异峰突起,使剧情又拓开新局面,窦娥的反抗精神发挥到了最高点,观众或读者的情绪也达到了沸点。
第四折写窦娥鬼魂复仇,窦天章昭雪冤案,着墨不多,全剧也戛然而止。
第四则是戏剧语言本色当行,因为关汉卿是位语言艺术巨匠,他善于以大众口语为基础,并吸收古典诗词中有生命力的东西,经过艺术加工锤炼,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戏曲文学语言。
这种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而又富有表现力。
无论是唱词还是宾白,不用华丽的词藻,浓艳的色彩,也不假借夸张和铺叙的修辞手段,以本色见长,历来被推为本色派的代表。
如《窦娥冤》中不少唱词就象家人对话一般,保持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它的用词明快、生动有如口语,而无口语的生涩、粗糙;精炼、遒劲有如诗词,而无诗词的典雅、难懂。
作者还经常运用一些熟语、成语,更增加了表现力。
比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说:“以唐诗喻之,则关汉卿似白乐天。??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又说:“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此外就是《西厢记》了,不用多说,这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一出戏曲,与《窦娥冤》齐名,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而它的作者是王实甫,与元代大多数汉人作家一样,其生平可知者极少,只知他是大都人,字德信,与关汉卿同时或稍后,在当时有极高声望。
根据有关资料,他曾写了14种杂剧,现存作品除代表作《西厢记》外,还有《破窑记》、《丽春堂》,另有《贩茶船》、《芙蓉亭》残本。
同时需要说明,《西厢记》最早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主要写的是张生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故事,宣扬了女人是祸水的传统论调。
宋代时《西厢记》得到文人推崇与传播:秦观、毛滂都有以此为内容的歌舞曲《调笑转踏》,赵令畤据此改写为鼓子词《商调?蝶恋花》,皆为西厢故事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与此同时,出于传播的需要,《西厢记》进入说唱,民间艺人创作南宋话本小说《莺莺传》、宋官本杂剧《莺莺六幺》、金院本《红娘子》等。
金代董解元的说唱文学《西厢记诸宫调》对西厢故事的思想主题、情节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作了创造性改造。
此后元代王实甫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崔、张故事进行了带有总结意味的再创造,以代言体的戏剧形式予以完美表现,写成了《西厢记》杂剧。
虽然《西厢记》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实甫对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发展在于:第一,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情节,使结构更完整,情节更集中。
例如,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孙飞虎兵围普救寺一事占了相当长的篇幅,它实际上是游离于主线之外的,王实甫将它压缩得很短,这样就使主线更为分明突出。
第二,使主要人物的立场更鲜明,从而加强了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