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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七章（第3页）

原说是乾隆五年（1740年）内府刻本，共六页。1932年秋为刘半农发现并收藏，现珍藏于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全文共1600多字，言简意赅，有不少关于翻译的深刻见解。

论翻译之道，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

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不牢焉。

论“正”:（儒家的“正”可指身正、心正、德正。“正”之文与君子的“不偏不倚”、“文质彬彬”、“厥中”之质相联系。）

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

魏氏的理想翻译标准:最妥极当，不出不入，适得汉文之奥旨，靖文之精蕴者。气势畅沛，??字句安妥;体认精禅;??或则含义，或则传禅，不支不蔓，??或则实字，或则虚文，不宽不泛??

第三时期清朝中晚期（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的翻译活动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精神鸦片，天主教外国商人在与中国政府的贸易中带来了物质鸦片，随他们而来的是外国的洋枪洋炮和精锐军队。

到了清朝中期，雍正皇帝摄于日益壮大的中国天主教队伍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从此中国开始进入闭关自单时代。

但是由于统治阶级专权弄术，昏庸无能，迂腐愚昧的满清官吏们不思进取，致使明清科学家们揭开的科技救国萌芽夭折。

因此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军队用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无力抵抗，才被迫签订表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从此之后，西方各帝国主义不断对我国发起挑衅，而清政府无力抵抗则是节节败退，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协议，中国一步步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封建社会。

也正是因为战争的失败，政治上的沦落才惊醒了满清知识分子所谓的“天朝大国”之梦，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些有识之志自觉行动，迅速改变研究策略，大力提倡“实学”，“经之学，不在寻常摘句要为其有用”。

像是清道光年间逐渐出现了以“经世致用”为已任的改良派。他们主动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向异域求取新声，大力提倡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从军事和科学上革新中国现状，形成了明末之后又一次科技翻译高潮。

而梁启超的话，则将清朝思想学术进化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附段是首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想学到外国的船坚炮利;第二阶段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第三期进一步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体悟到不可能以旧心理运动新制度，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不至于此，梁还说，第一期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而第二期“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几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同前）。

伴随着西学东渐潮势的加强，对西学内容的引进也逐渐由科学进化到人文科学，进而到文学，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严复译《天演论》、《法意》、《群肆已界》等，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马君武、苏曼殊等译拜伦，晚清翻译的作品逐渐由对“器”、“末”、“技”的层次上升到法律、思想、哲学、经济、文艺等对“道”、“本”、“艺”的探寻。

从翻译题材体裁到文艺思潮的变化可以将清代的翻译分为三个阶段:科技翻译（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思想哲学翻译（戊戌变法前后，文学翻译（五四运动）。

李伟将更是《中国近代翻译史》分为五个章节:近代翻译的发轫（鸦片战争时期的翻译）;实用科学书籍的译介（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译书为维新（戊戌维新时期的翻译）;西学输入的大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翻译）;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本章节主要锁定翻译家和他们的翻译理论，从科学、思想、文学翻译的进化的三个层次来归纳这个时期的翻译史。

首先是蕴酿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有林则徐、魏源、徐继、梁廷枏。马祖毅将林则徐称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

林则徐的话，自是不必多说，可以说是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人物了，字无抚，字步穆，晚号竣村老人，福建候官人。

而且他也是清朝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又被范文澜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从13岁（1798年）“郡诚冠军”起到54岁（1838年）以钦差大臣临广东查办海口事物为止，40年仕途是一帆风顺的，但他不同于当时的地主阶级，关心国事和民间疾苦，在帝国主义面前敢于挺身而出，焚烧鸦片振我中华雄威，打击嚣张的英帝国主义侵略气焰，被视为当时的爱国主义英雄。

比如他主张清政府向西方学习，在广州禁烟期间主张翻译西书，组织翻译英文报纸，了解敌情“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设立译馆，编译过《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道光洋艘征扶记》）。对中国近代翻译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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