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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三章 丰富多彩（第2页）

至于当时市镇的社会生活与风气的话，怎么说呢，因为居民的社会生活是市镇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

与经济、人口和社区布局状况一样，南宋时期许多江南市镇在居民日常生活方面也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点。

从教育方面来看，前文已经提到，不少江南市镇都设有官办的镇学和民办的书院、小学、蒙学等不同形式的学校，如青龙镇、澉浦镇、上海镇、景德镇、震泽镇、古步市、桂店等，有的还颇具规模。

如应熙《青龙赋》称该镇“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虽属夸张之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龙镇学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又如澉浦镇的镇学是嘉定十年（1218年）由监镇官徐之纪创立的，每年冬至，附近士人都要前来参加“序拜乡饮”。

甚至一些小规模的乡村草市也兴起了学校。

如当时的诗人陆游有诗云:“耳目康宁手足轻，村墟草市遍经行。《孝经》章里观初学，麦饭香中喜太平。”

所说的就是南宋中期绍兴府乡村草市的小学教育情况。

同时在另一首诗中，他还提到有一些草市兴办冬学的情况，并解释说:“农家十月遣子入学，谓之冬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市镇学校的兴起，显示了其进一步向农村文化教育中心发展的趋势，也是其趋于城市化的表现。

而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那些繁华都市的环城市镇，固然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如临安城南的龙山市、城西的赤山市、城北的北郭镇等都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就是地处农村腹地的市镇也是如此。如兼跨湖州、嘉兴府的乌青镇，市内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楯，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

嘉兴府澉浦镇西南的永安湖是当地著名的游览胜地，“春时游人竞渡引乐，号为小西湖”。

而且就是一些地区的乡村小草市也有活跃的文化娱乐活动。如绍兴府镜湖流域的草市，夜间戏剧演出十分活跃，因此陆游在诗中有不少生动的描述。

像是他在《夜投山家》中就说:“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

还有在《初夏闲居》中也形容“小市丰年有戏场”。

以及《行饭至湖上》同样形容“此身只合都无事，进向湖桥看戏场”，这些都记录在陆游的《剑南诗稿》中。

并且不止是这些，在江南市镇的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

大部分市镇都有数量不等的寺庙观院，像澉浦、青龙、上海、黄池等之类的大型市镇寺观之多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市镇也往往为数不少。

我们以平江府常熟县为例:县北40里的福山镇是远近闻名的宗教活动中心，镇上有大慈寺、潜真馆等多所寺观，其中以作为泰山神行祠的东岳庙影响最大，每年都有江、淮、闽、粤等地的大批信徒前来祭祀和祈祷，“岁率以暮春，大会来者于庙之庭，祈者、禳者、诉者、谢者、献技能者、输工力者，若贵若贱，若小若大，咸各有施。

投簪珥，荐琛贝，辇货泉，篚布帛，庭实充塞”。

其他如许浦镇有法解寺、寿圣晏院、真武道院、崇真道院、楼真道院等;练塘市有春申君庙、净慧祥院等;杨尖市有观音教院等;甘草市有万寿寺等;支塘市有明因祥院等;直塘市有广安寺等;涂菘市有宝灵寺、延真道院等;河阳市有永庆寺等;莫城有莫耶庙、妙清院等;庆安镇有净居院等;梅李镇有颐真馆等;陆河市有泗洲殿等。

而且一些市镇的宗教活动常常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会。

如正月十五日绍兴府开元寺的“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织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二月初八日庆元府奉化县岳林寺的弥勒佛生日“道场”，“百工之巧，百物之产，会于寺以售于远，观者万计”;四月初八日徽州婺源县五通神庙“佛会”，“天下商贾辐集”;同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县的马鞍山山神诞辰“社会”，“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

这种庙会的兴起，都是反映了江南市镇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

与工商业的兴盛相对应，江南市镇的社会观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重商、经商风气十分盛行。不仅官僚大族纷纷参与工商活动，而且一般的贫困农民也往往到附近市镇“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

因此时人范浚在谈到江浙一带经商之风盛行的情况时说:“今世积居润室者，所不足非财也，而方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頫取仰给，争锥刀之末，以滋贮储。有读一纸书，则夺取藏去，或擘裂以覆瓿，怒而曰:吾将使金柱斗，牛马以谷计，何物痴儿，败我家户事，顾欲作忍饥而翻故纸耶～”无怪乎当时有人感叹江浙地区“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所以我们综上所述的话，可以看到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除了规模较小的部分草市外，其社会形态已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

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市镇，已初步发展成为与传统州县城市不同的新兴经济都市。

这种经济都市的出现，既是当时江南城市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也是城市向外扩张并开始深入乡村地带的一种表现，由此引发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江南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起步，尽管无论就城市化的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十分有限的。这在古代江南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无疑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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