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联系,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江南人口流动进入一个发展的高峰期。
在此基础上,市镇外来雇佣人员逐渐增多,其地域来源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来自本地邻近府县。
明后期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榨油业发达,因本地劳动力不足,镇上的油坊常常“募旁邑民为佣”,所雇佣的工匠总数经常有800多人。
湖州府归安县双林镇油坊的雇工,有相当部分来自同府的长兴县,“籍则长兴及江宁为多”。
前文提及的盛泽、濮院之类的丝织业市镇,其专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雇佣邻近府县工匠和相关人员的现象更为常见;二是来自江南其他地区的府县。
明嘉靖年间,沈济从湖州府迁居嘉兴府桐乡县炉头镇,创设沈亦昌冶坊,所雇“冶工均无锡人”。
到了清代中期,双林镇各皂坊的雇佣人员有数百人,绝大多数是安徽泾县人;其油坊的雇佣人员部分来自同府长兴县,部分属于江宁籍;至于酒坊,则大多雇佣绍兴技师。
嘉兴府濮院镇,“典当司柜多徽州人,成衣、木局多宁波人,镊工半句容人,染坊、银匠多绍兴人,漆工多江西人”。
康熙初年,松江府枫泾镇有很多布局,“局中所雇的染匠、砑匠,皆江宁人”。
苏州府盛泽镇的练坊、染坊、踹坊,从明末清初绍兴籍人的陆续迁入起,“数百年来,皆为绍兴人专利之业”。
外来雇佣人员的不断增加,既反映出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活力,也折射出市镇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不过,在工种的选择上,外来雇佣人员大多处于劣势。
前文提到部分市镇的染匠、踹匠、油坊工匠之类多为外地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些工作比较苦累,本地居民不愿应雇,只能招募外来人员。
至于江南市镇雇佣群体的职业结构的话。
前文好像已经简单的提到过了,工商业的专业化是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士农之外,惟工自食其力,古称三百六十行,又称一百二十行。”
与此相联系,市镇雇佣群体在职业结构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从职业性质的角度讲,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雇佣群体可分为体力类、技艺类和管理类三部分。
体力类雇佣人员主要以体力谋食,从事丝、棉业中的练、染、踹,榨油业中的杵油,以及货物搬运等之类的工作。练坊“皆男子事”,
练手负责煮、沤、曝、炙等工序,杵油工“须壮有力者”,砑匠“非精壮而强有力者不能”,脚夫“资其力,肩挑背负”。
枟木棉谱枠详细记载了踹匠的工作情形:“有踹布坊,下置磨光石版为承,取无色布,卷木轴上,上压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两端,往来施转运之,则布质紧薄而有光。”
从这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踹布时脚踏的是重千斤的凹字形大石头,且要左右运转,力大者方能转动。
体力类雇佣人员除了有强壮的身体条件,还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社会特点:一是出身大多十分贫困,几乎都属于穷民阶层;二是恃勇好斗。
康熙年间,苏州府的踹匠“皆系膂力凶悍之人”常常聚众肆横。
枫泾镇的染匠、砑匠往来成群,扰害闾里的事情经常发生。
石门镇的油坊工人“恃勇好斗,擎拳攘臂,良民畏之”。
三是人员混杂,游手生事之徒、地棍流氓、逃犯都有。
技艺类雇佣人员以专业技能谋生,主要从事具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工作。
江南市镇的丝业和棉业尤为发达,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产业分工体系。
就丝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而言,其络丝、纺织、牵经、刷边、运经、扎扣、接头等工序,都需要雇佣有专门技能的工匠;绸行收购产品时,则雇佣专业人员辨别绸质的好坏,判定价格的高低,时人称之为“看庄”。
棉业也是如此,“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其中布行负责看布的被称为“贾师”。
在其他行业,同样有不少技艺类雇佣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