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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九章 林林总总（第3页）

这是工业人口，那么商业人口有多少呢?商业人口业也不在少数。

据1946年的统计，全镇商店五六百家，他们是棉布业25家，南北货业21家，丝商业62家，新药商业12家，酒酱商业34家，米粮商业44家，绸布新衣商业10家，百货商业15家，鲜肉商业20家，腌腊商业18家，面饭菜馆商业38家，国药商业13家，旅馆商业15家，茶叶商业7家，桐油瓷席商业16家，烟纸蜡烛商业51家，绸商业89家，绸领业68家，肥料商业21家等。

这五六百家商业字号的店主与伙计加在一起，说它数以千计，肯定不是夸张。

因此，工商业人口在全镇总人口中占据大多数，是不成的。

由于明清的地方志缺少关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关于人口的职业分布的统计数字，难以量化分析。

嘉庆《珠里小志》似乎是个例外，在它的卷二户口一栏，有朱家角镇人口分类统计，除了户数（1502户）、口数（5937口）以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幼童口、幼女口、店伙口、雇工口、奴仆口、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等。

其中店伙口267，雇工口99，是最值得注意的，表明在这个镇上，工商业人口中最底层的人数有366人。

可惜的是，它没有统计开设牙行、店铺、作坊的人口数，以及从事棉纺织业的人口数，因此仍然无法估计工商业人口的比重。

我们不得不寻求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来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满铁上海事务调查室关于嘉定县各市镇的人口分类统计，大致可以窥见清代市镇的人口构成。

尽管当时嘉定县盛极一时的棉纺织业（土布业）已经衰落，但是号称“银南翔”的嘉定县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南翔镇，农业人口明显少于工业人口，更少于商业人口。

该镇农业人口838，工业人口957，商业人口1126，工商业人口共计2101，是农业人口的2。5倍。

又如，吴江县的震泽镇，据《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提供的数据，该镇四乡“修丝为业者不下五千户”，即使以每户一人计，也有5000人之多，镇东北栅“有丝车460座，工人1300人”。

据新编《吴江县志》记载，镇上纯商业单位331家，从业人员1146人;饮食业99家，从业人员196人;服务业45家，从业人员121人，商业人口合计1463人。

震泽镇的工商业人口大大超过农业人口，是毫无疑问的。

与此相关联的是以市镇为中心体现出来的乡村的城市化，即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小城市的形成。

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大镇，人口都在万户以上，例如南浔镇、乌青镇、盛泽镇、罗店镇、双林镇、濮院镇等。

当时这些市镇，实际上已经具备县城乃至府城的规模，正如康熙《乌青》卷一疆域、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所说:“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

一些中小型市镇也有数千户人家，而且商贾辐辏，富庶繁华，迥然区别于乡村，成为新兴的小城市。

这是特色的城市化模式。

像是美国学者绕济凡（gilbertrozman）和赵冈的揭示了这点:英国及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在英国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

而中国则不然，不足一半的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中，其余都散居于小城市及市镇中。

中国的7100个小型城市，大部分是市镇。

还有就是江南市镇的外部变革像是地权的分散化趋势，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

要知道随着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在江南市镇的四乡，出现了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

这种现象在道光、咸丰以后更加明朗化。

例如曹幸穗的论文《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论述了这一点。

他指出，随着近代化的步伐，新兴工商业城镇的发展，使得“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镇，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

与工商业利润比较，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地权的分散化趋势就成为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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