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原来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英国开始”撒切尔夫人集权”革命,但被认为破坏了地方自治制而招致地方强烈反对。
以集权而著称的法国进行的权力下放的改革收效甚微。
尼克松开始的美国“还权于州”的“联邦主义”改革也没有使联邦政府摆脱严重的困境。
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紧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经济手段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形成财政制约和推动机制,用大量财政补助和拨款去影响和干预地方事务。
大笔的财政补助使中央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战后美国一直维持高额财政赤字。
为减轻负担,中央要么将职能下放,要么实行财政紧缩。
而对地方政府来说,中央财政补助虽占地方财政的主要部分,但仍不能满足地方政府职能不断膨胀的需要,地方财政短缺。
同时,中央的财政补助,不仅破坏了地方政府的独立性,还严重干扰地方预算,使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紧张,并不断产生新的矛盾。
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不断受到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地方主义的困扰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民族、种族、语言、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地方主义有所发展,对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权威提出挑战。
抗议、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特别是随着雅尔塔体系的解体、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地方主义再度迭起,严重影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而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趋势的话。
在世纪之交之时,西方各国中央和地方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存在,危机并未根除,各国对付困难和危机的基本政策取向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展望未来,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
1。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国家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更为合理地配置和利用社会资源。
社会资源调配的重心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支配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动力重心也移到民主和效能并举,中央政府日益膨胀的权能有所削弱,地方政府权能有所扩大,这一发展将延续到21世纪。
但也必须看到,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科技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演变。
成果的广泛运用和自然资源的开发,既为人类现代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恶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这需要一个社会职能全面、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配置和利用社会资源,缓和或解决日益尖锐的人和自然的矛盾。
因此,在民主和效能面临二难选择中,必然会偏向中央集权。
正如英国学者所说:“社会改造和现代化的根本手段是中央集权化”。
因此,集权分权并存将是21世纪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2。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将会越来越多,双方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
面对这种情形,中央和地方只有进一步扩大合作,才能既缓和中央和地方的冲突,又能使地方更多地分担中央的困难。
同时,也需看到,中央与地方矛盾将始终存在,中央政府仍面临来自地方政府的对抗性压力。
因此,中央政府在加强控制的同时也会更多地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来减轻这些压力,平衡各种矛盾。
扩大合作、平衡矛盾将是“民主政府的艺术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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