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酋之造叛,实系安邦彦(水西君长安位的叔父)父子首倡而莫德主谋,汉夷各目,迫于威胁,不得不从。
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在谕安位的帖中亦称:
尔年甚小,便受国恩。非常遭际,乃被叛逆安邦彦及汉把夷目欺尔孤寡,送尔及尔母奢社辉之命,公然谋反,兵围省城,大逆不道。
到了崇祯年间安位去世后,汉把们更是怂恿诸土目向明廷献土献印,明廷借机“裂土众建”,如《朱少师奏疏钞》对此有详细叙述:
一汉把加衔副总刘光祚自安邦彦授首,诸夷目愈肆忿恨,谋动干戈。
光祚独排众论,谕安位听抚,及位死而众目争继,光祚力主安良辅献印,忠顺之心,百折不回,其功甚伟,应荫指挥使,以风夷汉。
一汉把陈国是、李时芳、陈国基、杨启祥、周廷鉴、李奇芳,以上六名。
安良辅与安陇璧互争,众皆分左右袒,独六人坚持一心,怂恿献印,招夷万众,应荫土百户。
汉把杨启运、刘显祚、杨起凤、胡珽、陈万选、陈国本、黄朝凤、周士顺、吴道端、吴道弘、杨淮、黄德、李先春、陈国荣、黄恩、杨德、顾陇正、吴楚汉、孙应奇、杜应林、曹一龙、高中正、高明盛、高明旺、丁志明、赵廷宣、高仲文、罗士夔、万镇禄,以上共二十九名,俱效劳化谕,备殚心力,应各纪录侯别效有功再为题叙。
可见,从奢安之变、安位受抚一直到献土献印,明末黔西北政局的重大变迁,无不有汉把汉目的参与。
除了汉人进入勾政权外,中央王朝的职官与行政体制同样对彝族制度产生了影响。
例如在奢安之变的过程中,永宁奢氏曾建国大梁,改元瑞应,并赐封许多彝、汉头目,名称一如内地职官,如丞相、总兵、给事中、中军都督等,[颇耐人寻味。
说到最后,就是关于改土归流与黔西北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的演变了。
因为随着王朝开拓的深入,黔西北土司与中央的矛盾越来越深,到天启、崇祯间终于酿成一场规模巨大的反明战争,明王朝卒十年之功,动黔、川、滇、湖四省兵力,费百万饷银,终未能消灭水西与乌撒,在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情况下,明王朝接受了水西的乞降,但安氏鸭池河以东的土地割归朝廷。
明清递嬗之际,水西首领安坤引导清军进入贵阳,被清廷授予水西宣慰使之职,安坤子侄辈安重圣则任乌撒土知府。
到了康熙元年(1662),平西亲王吴三桂奉命兼辖贵州,两年后,他以水西、乌撒联合南明旧将反叛为由,率兵平定黔西北,改土设流。
乌撒、水西的败亡标志着贵州势力最强大的土司的覆灭,在清代士大夫的眼中,这无疑意味着王朝教化的一次重大胜利。
所以彭而述云:前此一万八千年,中国王会不能宣,开山凿石逢今日,普天长贡水西篇。
这同时也意味着王朝“版图”的扩张,康熙二十一年(1682)官平远通判的黄元治诗称:
安氏乌在哉,济火无遗族,山川隶版图,建郡设民牧。
《黔西州续志》亦载:大定六属之土司,与别不同,均水西、扯勒、乌撒三部宣慰宣抚之后。
盖三部既入版图,人民言语不通,风俗各异。
正因为这是新入“版图”的地方,所以官员们又称其为“新疆”,即“新造之疆”。
像是流官制与里甲制的建立,安氏败亡后,君、臣、布三者秉权的“勾”政权宣告解体,清廷利用内地的行政制度对则溪制进行改造,设置了四个府。
木胯、火著、架勒、化各四则溪置大定府,治大方城(今大方县城);则窝、以着、雄所三则溪置黔西府,治水西城(今黔西县城);的独、朵你、要架、陇胯四则溪置平远府,治比喇坝城(今织金县城);乌撒置威宁府,治乌撒卫城(今威宁县城)。
府名其实已暗示黔西北是“新造之疆”,颇具深意,清人宋起在谈论威宁风土时云:
……诸倮之俗如此,虽沐化已久,其桀傲之气犹未尽驯,昔以威宁命名良有以也。
犹耐人寻味的是,每一个府的下面都没有设置州、县、厅等,显然,设府的目的仅在加重地方官事权,以资弹压,并非黔西北的户丁钱粮足以支撑四府的规模,这种“名不副实”的建置正是许多“新疆”的特点。
与此相应,清廷在黔西北的驻兵数量相当可观,共有平远、大定、黔西、威宁四镇总兵,兵员分别为2,220名、2,400名、2,220名、2,220名,共9,080名。
因此康熙十年(1671),朝廷进一步设立平大黔威守道一员,驻扎大定,总领四府。
贵州巡抚杨雍建声称:平、大、黔、威四府,境多乌罗,俗尚强悍,素系苗蛮巢穴,乃黔省肘腋要区也。旧制设有巡道一员,以资弹压。
这种远远超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行政与军备规模自然难以持久,所以随着局势的稳定,控驭的深入,“新疆”逐渐向“旧疆”演变。
于是三藩之乱结束不久,贵西道杨大鲲疏请:贵州平、大、黔、威四府,原系水西一隅,吴逆务张其功,设立四府,并设流知府、通判、经历各四员及三镇一协。
其实民少官多,请将四府酌改二府,其粮差各务仍设土官分掌。
至协、镇官兵,亦行裁并,量留二镇。
其实在杨大鲲上疏之前,清廷已开始改革黔西北的行政建置,平大黔威道已于康熙二十年(1681)被改为分巡贵州西道,辖贵阳、安顺、平、大、黔、威等处,驻安顺。
杨大鲲的奏疏刚好应合了这一趋势,朝廷很快批准改平远、黔西二府为州,属大定府,四年后又改大定府为大定州,属威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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