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就是夜郎的改土归流。
夜郎的话,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因为夜郎自大这个词大家一定不陌生。
夜郎是哪呢,其实是贵州,因为在《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中的夜郎就是古代贵州的代名词。
书中记载夜郎是17个方国联盟拥戴的中心。
它们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发展,与今日世居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有内在联系。
怎么说呢,可以说从贵州有文字记载的2560年历史中,这里由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崇山阻隔入主流社会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统治管理,政权建设,所以始终围绕了这个故事的主题,也就是“改土归流”这个焦点,演绎了血与火的历史。
在祖国的大西南,四川盆地与广西丘陵地带之间,以横亘的苗岭山脉为分水岭,北有乌江流域流入长江,南有南、北生盘江流域流向珠江,江河沟壑纵横密布,群峰连绵不断的高原山地。
它低纬度、高海拔,近江、近海、近边,是大西南的咽喉地带。
的确,这里气候和土壤多样,雨水丰沛,物产丰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相对稳定。
这里就是今日贵州的主体区域,世居着17个少数民族的特殊群体;这里也是古贵州的主体。
因此,《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其中夜郎很久以来就一直是古贵州的代名词。
“夜郎自大”这家喻户晓的成语把贵州与夜郎紧密连在一起,至今依然流传全国。
这一典故虽然讲秦汉时夜郎人被大山封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知外部世界有多大,但它从另一侧面说明夜郎创造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它的影响经沧桑而长存。
例如史学家朱俊明在《夜郎史稿》是这样解读秦汉时期的夜郎:“夜郎”二字其意是种田人。
它们结成的社会是耕作骆田(不懂中耕除草的田)为主的农业社会。
他们生存的地区是野兽出没的林莽芒野,简陋的生产工具,只能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依靠集体力量与大自然进行有效的斗争,财产公有制,有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城镇雏形,故《史记》里称“邑聚而居,能耕田”。
按他们显露“风俗”“五常之性”“民族成分”,在这地区秦设黔中郡,汉改为牂柯象征祖先牡器加以崇拜的图腾,反映了他们是父权奴隶制大家族社会,是封建领主制形成基础的。
到元明清演变为大小土司,画地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属的若干封建壁垒,割据分离局面使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发展缓慢。
夜郎在两周时代产生若干小国并在相互间形成初步联盟后,到西汉中期达到兴盛阶段,这群体方国发展到17个,汉王朝因其内部存在的联盟联系,将他们所在区域设牂柯郡,这区域是乌江流域,南、北盘江流域中上游地区。
唐蒙上书汉武帝称:“窃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余万。”
说明夜郎国具有相当雄厚的军事实力而成为盟主。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句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史记》、《汉书》中还记载,汉王朝诏封为王国者为夜郎,鉤町,进桑;确认且兰,漏卧,同并为候国。
这三王,三候封号存在时间较长,有的竟延续了四个世纪。
世居贵州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虽“俗无文字,刻木为契”缺乏文献述说源远流长历史,但世代口碑、传说、风俗,反映了与17个方国繁衍发展有内在联系。
所谓改土归流,狭义讲是指形成于元,发展于明,结束于清的贵州土司制度管理,变为中央王朝派流官来管理;广义讲,贵州的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一旦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管理,统治者采用族政策,虽各个时代尽管有差异,但都离不开派流官来管理,或者利用当地土官来管理。
中央王权如政权更迭不休,或巩固困难,无力顾及,则土官会发展坐大,长期割据,影响中央王朝统一,必定对流官造成巨大威胁,争斗不可避免。
中央王朝战略眼光一旦看到这里重要政治和军事战略价值,必定对这地区加强开发,派军队镇压土官,加强流官管理,获取战略物资需求,或者借道去征服边远少数民族割据,自雄称霸一方封建领主。
从有文字记载2560年贵州史中,我们领略了这个争斗焦点,也演绎了一部血与火的历史。
在秦汉版图中,中央王朝四周有四夷(夷是当时对当数民族的称呼):匈奴,西羌、百濮、西南夷。
西南夷中的“南夷”有“耕田,有邑聚”的人口村落和城镇的定居农耕社会。
百濮(东南沿海少数民族)是移秆的半农半牧经济,匈奴、西羌是“随畜迁徒“的半农半牧经济,南夷定居农耕经济稳定,也带来人口稳定发展,是“四夷”中人口最多的,因而在政治上是显赫的群体,在中央王朝眼光中是有地位的。
秦统一六国后,曾经把眼光略微看到古夜郎,这便是派常安页修五尺道。
五尺道从今川南宜宾,入滇东北进黔西北,过赫章、威宁,复云南曲靖,支线由汉阳县通鄨县到遵义贵阳一线,即今合江县、赤水、习水到桐梓去遵义贵阳。
秦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古贵州设为黔中郡。以掌兵权的“尉”为一郡的最高长官,设郡临耒“察事”,皆有县令。
黔中郡各县受制于握有重兵的最高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