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
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有宋一代,虽然武将不行,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这不能说是好,但也算有舍有得吧,是非功过,只能交由后人评说。
当然,不得不说,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
像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几人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
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
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
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
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
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
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
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
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
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
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
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
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
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
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
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
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
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
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
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
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
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
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
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
这次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