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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章 科举考试之武举二（第2页）

朱元璋主张乱世用武，治世用文。洪武朝正是由乱入治之时，朱元璋的心思是：通过科举取士，一次性选取出文武双全的人才。

可是，从洪武三年到洪武五年，文举连试了三年，朱元璋认为这些挑选出来的“后生少年”才不堪用，就罢科举不用。

一直到了洪武十七年才重新开科，同样只从文科取士，未开武科。

三年后，即洪武二十年（1387年），礼部看朱元璋还没有开设武科的意思，就奏请立武学，用武举。

朱元璋大不以为然，回复说，你等这是将文武分拆开来，长此以往，天下就没有文武全才的人了。

其后的建文、永乐两朝，也都沿袭了朱元璋的思想，未开武举。

到了英宗朝，大明帝国已不复洪武、永乐两朝的威风霸气，也没有仁宣两代的承平晏乐，盗贼蜂起，边患频仍。

监察御史朱鉴于是上《请设京卫武学疏》，以唐代武举挑选出裴端、郭子仪为例，说就因为唐王朝得到了这样的盖世大材，从而收到再造奇功，提出开武学，以典武科的建议。

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英宗正式批准朱鉴的奏请，下令在南京、北京各办一所武学，立武学学规。

少年英宗慨然有鞭挞四方之志，思慕太祖、成祖的伟烈雄风，听说瓦剌犯边，便轻启亲征之举，结果在土木堡被俘，武举之立也因之搁浅。

到了天顺八年（1464年），也就是大明朝建立后的第九十六个年头，英宗病逝，宪宗即位。

宪宗深以“土木之变”为耻辱，而西北边防也已成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

再者，武职世袭弊窦丛生，八股取士又难录得全才，于是，于该年十月批准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举法》。

也就是说，天顺八年为明朝武举的起始年。

不过，从《宪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天顺八年武举虽已开科，但无一人应试。

究其原因，是明王朝过于重视文化轻视武学，社会上形成了浓重的“右文左武”风气，人们都以文举为正途，以考中进士为荣耀，不屑于武学和参加武举科考。

明人吴骞辑在《东江遗事》中写东江镇帅毛文龙在万历年间参加武举时，还提到：“明俗轻武人，乡有习武者，目为兵，不齿于所亲。”

按照查继佐《罪惟录》卷十八《科举志》上的说法，由于明代士兵的户籍为军籍，和普通民籍有别，且犯罪的人就被罚去当兵，这使得军职人员社会地位低下，从而影响到了武举发展。

很多世家大姓不以子孙中武举为荣，反以为耻，认为这是自轻自贱，污损先祖这做法。

经过从天顺八年（1464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近四十年的发展，武科考试程序与项目算是初步完善，但武举考试却经常中断，规模并不是很大。

嘉靖年间的《武举录》记：成化年间的武举录取名额，不过二名到七名左右；弘治年间的武举录取名额，不过十五名到三十名左右。

明朝武举制度的成熟阶，是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的四十年间。

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明武宗诏令武科考试结束，自己将在是府赐宴武举人，该宴就赐宴中府，称“会武宴”，此举，开明代武举赐宴的先河。

正德三年（1508年），明朝兵部出台了《武举条格》，进一步完善了《武举法》。

武举制度也发展成了乡试、会试两级考试制度。

像是前文说过的，武宗朝的武举人许泰，是大明朝现有史料可考的武举人中，官职最高（左都督）的一个，也是唯一被皇帝收为义子、唯一被赐国姓（朱）、唯一被封爵（安边伯，永定伯）的一个。

明武宗朱厚照重视武学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至崇祯四年（1631年）是武科发展又迈了一个大台阶。

嘉靖年间“倭患”大炽，时代呼唤名将，这个背景下，武举人俞大猷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

俞大猷是嘉靖十四年的武举人，武功高强，曾到少林寺踢馆，横扫少林寺僧众。

在抗倭战场上，俞大猷手刃倭寇无数，《明史》称“老成宿将以俞大猷称首。”

此外，朱先、郭周、张景安、朱平、姚清等抗倭英雄都是从武科场上走出来的杰出人材。

到了万历后期，辽东女真兴起，在辽东战场上，同样涌现出了许多武举出身的英雄人物。

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浑河血战中壮烈殉国的童仲揆。

该战，童仲揆和抗倭名将戚继光的侄子戚金带领三千浙兵以鸳鸯阵式对抗四万后金骑兵，从中午苦战到黄昏，最后仅剩下几十人。

童仲揆两臂有千钧之力，身负万夫不当之勇，本来是有能力杀出一条血路逃生的，但他和戚金抱定了以身报国的信念，力尽矢竭，手杀十七人，最后死于后金兵的乱箭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