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强烈地想买方形的“甘草甜点”,它的口感浓郁绵长,让其他食物都变得淡而无味。一位身着淡紫色衣服的六十来岁的女士上前接待了我,这位迷人的金发店主以前十分偏爱天蓝色,她变了样,没有认出我,我不知怎么的,问她要了我最讨厌的薄荷软糖。下周一,我就能再回到这里品尝使得鲜鸡蛋、红酒和其他一切食物都变得难以下咽的“甘草甜点”了。
我付出了不少代价才从我长期的经验中发现,比起了解未来的渴望,了解过去对我有着更为猛烈的诱惑力。从当下抽身,追溯过去的脚步,突然发现一段崭新的从未留意的历史给人一种非凡的、难以描述的冲击。马塞尔·普鲁斯特[1]在烟的浅蓝色迷雾中,身患哮喘症大口喘气,书页从他身边一页页落地,他追寻着已经定格的过往时光。作家并不会有意去热爱未来或去追寻未来。他们已经受够了不断地被迫为笔下的角色创造未来,为此,他们只能从自己过去的经历中汲取灵感。
无论什么时候,当我扎进自己的过去时,总是感到头晕目眩。当过去出人意料地浮出水面,在当下之光里扬起美人鱼一样滴着水的头颅,用深不见底的、捉摸不透的眼睛看着我时,我只得更疯狂地抓紧它。它不仅让我看到过去的自己,还向我展示了我希望成为的样子。通过神秘之术或是神奇之人去进一步了解那个理想的自己又有何用呢?预言家、占星家、解读塔罗牌和看手相的人都对我的过去不感兴趣。在一堆数字、剑、杯子和咖啡渣之中,我的过去被三句话概括。女预言家轻快地把过去的“跌宕起伏”和几个似是而非、毫无成果的“成功事迹”一扫而光,匆匆抛出一尊代表着缺乏神秘的今日和毫无期待的明日的玫瑰石膏像。
预言家里很少有人能从当下的片刻中看出什么。我遇到过一些人成功地回到过去,令人诧异地找回我真实明确的过去经历的场景,让我沉浸在充满过世的大人、小孩的废墟里,然后又一跃跳到我的未来,对我说:“在三年之内,在六年之内,你的情况会大大改善。”三年!六年!我恼怒不已,把这些人和他们的承诺弃之脑后。
虽然我从不屈服,可是这种诱惑始终带着确切的渴望:我爬上三楼,或者坐摇摇晃晃的电梯来到楼道里,连按三次门铃。你看,有一天我也许会听见门的另一头传来我自己的脚步声,听见我的声音粗鲁地问道:“谁?”我会为自己打开门,自然而然地,我正穿着我以前穿的衣服,一条黑色褶皱格子裙和一件高领衬衫。1900年时我养的那条母狗看见一模一样的两个我,吓得脖子上的毛都竖了起来,不停地颤抖……结局我记不清了。不过人们通常都记不住好梦,那这肯定也是一场好梦。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巴伯雷小姐的公寓,也是第一次回到我曾经的家。在我初次拜访之后的几天里,这种巧合使我着迷。我反复琢磨了一阵,发现了一些极具讽刺又颇有意思的事。谁向我推荐的巴伯雷小姐?正是我年轻的打字员,她因为结婚辞去了工作,嫁给了一位英俊的小伙,她一直想让我见见她的丈夫。这个小伙子在格勒纳勒接手了一个体育馆。他向我解释道,他完全相信我对此非常关心,在当今,处于工人阶层社区的体育馆相当于一座金矿。我认真地听着他带有口音的讲话,“我和我的家人都来自B城。”他顺便提到。我在心里附和道,“那个给我人生带来巨大失望、狠狠刺痛了我的人也来自B城。”不用说,当然是因爱而失望。这事根本不值得一提,可有时这事就像因为藏了一小段头发而难以愈合的伤口。
那个也来自B城的男人已经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他完成了对我的义务,其中一项是,不知道为了什么,把我扔回老地方。他曾经抚摸着我,那手略沉重,就像一个因为过度体力劳动而疲惫的昏昏欲睡的年轻人那样。他有着棕色皮肤、南方人的漂亮大眼睛,就像大多B城人那样。他还骗走了为我打了三年稿件的那个瘦削到羸弱的女孩,她热情洋溢,当我的小说以悲剧告终时,她总是号啕大哭。
接下来的周一,我为罗西塔小姐带来了我微薄的工作成果——十二页的稿子——这绝非出于我对工作的热爱。如果不是为了再次感受来到以前居住的小公寓的喜悦,为了和老房子重逢,我没有必要来让巴伯雷小姐匆忙打出这两份初稿。“这是最后一次。”我对自己说,“然后我就把心思放在别的事情上面。”我的手满怀记忆地摸索着门框上漂亮的串珠编织物——我旧日的讲究的门铃,然后发现了门的电子按钮。
一个陌生人迅速打开门,只冲我点了点头,带着我走进一间有两扇窗户的房间,巴伯雷小姐在那等着我。
“你的创作顺利吗,女士?坏天气没有影响您吧?”
她冰凉的小手迅速从我手中抽走,整了整右肩系着黑缎带的辫子,把它放在脖子旁。
她冲我微笑,显得温柔体贴,像训练有素的护士、上流社会的牙医的接待员,或是那些在美容院做着不明不白的古怪工作、年龄模糊的女人。
“这周太难熬了,罗西塔小姐。一会儿你就会发现我写的东西很难读。”
“我不这么想,女士。圆体字总是很好认的。”
她亲切地看着我,透过厚厚的镜片,她眼睛里的蓝色似乎被稀释了。
“你想象一下,我刚到的时候,我还以为走错层了,给我开门的那个人……”
“是的,那是我妹妹。”巴伯雷小姐说道。她好像希望立即满足我漫不经心的好奇,以阻止我进一步探究。
可是当人们沉浸在好奇中时,是感觉不到羞耻的。
“啊!那是你妹妹。你们一起工作吗?”
巴伯雷小姐那晶莹的皮肤在她的颊骨上轻轻颤动。
“不,女士。目前,我妹妹的身体需要照顾。”
这一次,我不敢再追问下去了。我在客厅停留了片刻,这里现在变成了办公室,比以往更明亮了。我竖起耳朵,想捕捉到这所房子内部的回响或是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一无所获。我走出屋子,心里猜想着一段因爱生恨的羁绊——那位生病的妹妹是因为太忧郁而精神失常吗?是因为不幸的爱情而憔悴吗?还是因为什么可怕的畸形,不得不藏在阴影里?我一旦胡思乱想,就会想到这些。
随后的几天,我不再有闲暇时间纵容我狂野的幻想。那会儿,莫森要我为《日报》写一篇连载中篇小说。也许这是这个满头卷发的聪明男人生平第一次犯错。说实话,我坚信我永远都写不出那种适合大型日报的连载作品。莫森好像比我自己更了解这一点,他眨眨大象一样的小眼睛,摇了摇他的一头卷发,耸了耸他沉沉的肩膀。我坐下来开始写一部你永远不会在我的作品集中找到的连载小说。巴伯雷小姐是唯一一个在我把它们撕掉之前看过第一章的人。长远来看,我的想法是对的,我真的不会写连载小说。
第二次拜访巴伯雷小姐回来后,我重读了打好的那四十页的稿子。
我发誓要像恶魔一样坚决戒掉跳蚤市场、电影院,甚至不再去博伊斯吃午饭……但是,这不包括阿尔梅农维拉酒店或喀斯喀特酒店,也不包括在草地上来一场兴之所至的野餐,如果我的好朋友安妮·德·佩恩能一起来就更好了。二月一旦来临,日子就变得快乐温馨。我们会骑上自行车,带上一条新鲜出炉的沙丁鱼和黄油馅的面包、两个我们在拉米特附近的猪肉屠夫那儿买的“熟食店”香肠卷,还有一些苹果。所有这些东西都和水壶一起用绳子系好,放在一个柳条盒子里,水壶里装满了白葡萄酒。至于咖啡,我们在奥特伊车站附近的地方喝了几口,是那种淡而无味的黑咖啡,热得滚烫,里面放了糖浆。
对我而言,没有什么记忆能像这些没有盘子、餐具、餐布的午餐或是骑着自行车的探险那样可贵。凉爽的天空,雨滴,雪片,稀疏的锈色的草,温顺的鸟儿,这样的田园生活适合那种毫不快乐、内心满是惊惧却又充满顽固的希望的状态。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成功摆脱了那段不快乐的情绪,那段经常使我涌出几滴内敛又克制的小小眼泪的情绪,那段没有暴风雨的悲伤,那段有着糟糕的开头和因而有了更糟糕的结局的爱情。有没有人想过,当止痛药抑制住我们遭遇的巨大伤痛时,记忆会不会从我们脑中轻轻溜走?在别的文章里,我曾把记忆比作书的章节之间用于布置空间和顺序的“空白”。我应该非常喜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确实很喜欢——把它们称作“仁慈的空白”。在那些日子里,工作、友谊、闲逛成了我生活的主要部分,而爱情则逐渐消亡。阳光明媚的时候,我对户外的光很敏感,放松和休闲的感觉让人偶尔发现些新的东西。这样悠闲的假期结束后不久,我认识了巴伯雷小姐。
等了三周,我才再次前去拜访她,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每当我试着给我的连载中篇小说加入“行动”——巧妙的冒险和几分恶意时,我都会对它产生深深的厌恶,于是我转而为《巴黎人生》写短篇小说。也因此,我才怀着崭新的心情,踩着轻快的步伐,爬上了她所在的那个巴黎斜坡,那儿以前是个不知名的小山坡。我不知道巴伯雷小姐是否喜欢“甘草甜点”,所以我为她买了几束小雪花莲,花朵紧紧簇拥在一个大袋子里,仍未完全褪去淡淡的橙花似的香气。
隔着门,我听见她小巧的鞋跟走过未铺地毯的木质地板的声音。我先是辨认出她的脚步声,然后是她的身形和她的面容。外面阳光明媚,这个有两扇窗户的屋子也非常明亮。在大幅的照片旁边,在森林景色的画像和系有红丝带蝴蝶结的茅草框之间,二月的阳光蚕食着墙纸上的玫瑰与蓝色旋花最后的模糊轮廓。
“这一次,罗西塔小姐,我可没有空手来!这是送给你的花,这是两篇短篇小说,一共二十九页。”
“这太多了,女士,这太多了……”
“这是一个作品最完美的长度。这篇给《巴黎人生》的短篇小说让我写了将近十三页纸。”
“我是说花,女士。”
“这不值一提。你知道的,我感到,星期一我要给你带来……”
巴伯雷小姐的眼睛透过镜片死死注视着我,忘记去掩饰发红的眼眶、有着红血丝的眼球和眼睛里苦涩的泪水,她一脸悲伤,于是我截断了要说的话。她做了一个手势,喃喃道,“抱歉,我有些麻烦……”
很少有女人能在流泪时保持尊严,这个身形瘦削、笼罩在悲痛中的女孩默默垂泪,却仍端庄地控制着手的摆动幅度和她的声音。她擦掉眼泪,擦干净眼镜,嘴角上扬,给了我一个笑容。
“是老问题……因为孩子,我是说,因为我妹妹的孩子。”
“她生病了,是吗?”
“一定程度上看,是的。”巴伯雷小姐语气坚定,“自从结婚以后,她性格就变了。她对我变得很粗暴。当然婚姻是没有好结果的,这个大家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