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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长（第1页）

阿希尔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我们容貌相似，脾性相投，关系非常好。阿希尔年轻的时候，长相特别英俊。后来，乡村医生的艰苦生活渐渐让他没那么好看了。在那个年代，乡村医生的生活艰苦劳累。他的靴底就像他的灰色母马的铁蹄一样经常被磨破。他白天出诊，晚上也要出诊，回来累得只想睡觉，晚饭也不想吃。夜里会有农民攥着拳头敲门或者按门铃把他叫醒。阿希尔会起床，穿上他的羊毛裤和格子花纹的大衣。然后仆人查尔斯会把灰色母马牵来。这马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

我从来没见过像那匹灰色母马般高傲而又驯服的动物。在马厩里灯笼的光线下，我哥总会看到它站在那里，准备迎接最糟糕的事情。它那结实而动个不停的短耳朵似乎在问：“沙托维厄？蒙特里纳？爬山？去程十七公里，然后原路返回？”出发时，它四肢有点儿僵硬，低着头。当医生为病人进行检查、绑缚、截肢或包扎的时候，它把窄窄的额头靠在农舍的门上，以便更好地听到他说的话。我可以发誓，《伊苏王》《田园交响乐》和一些歌剧的片段，还有医生为了排遣寂寞而唱的舒伯特的歌曲，它都烂熟于心了。

半个世纪前，这位二十六岁的医生只有这一个谋生的渠道。他离群索居，为事业做了很多牺牲。渐渐地，这位医生不得不强迫自己除了让自己和家人好好活着之外，对其他一切都不抱希望。稍感欣慰的是，他对职业的兴趣从未失去。我们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另一种兴趣也没有失去。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经常和阿希尔一起到处玩儿。我们会经常停下脚步，去摘一束风信子或者采些蘑菇。有时我们会看一只转圈圈的金龟子或用手指触摸小蜥蜴来惹怒它：蜥蜴会像一个被冒犯的女士那样伸直脖颈，发出咬舌似的嘶嘶声，像掉了第一颗门牙的孩子那样。我们会小心地把蝴蝶蛹从树枝和墙上的洞里取下来，放进装着的细沙小盒子里，等待蜕变的奇迹。

半个世纪以前，乡村医生这一职业需要大量人才。刚从巴黎的医学院毕业，阿希尔遇到了他的第一个病人：一名刚刚被炸药炸掉了一条腿的钻井工人。这位新上岗的外科医生站出来，满怀荣誉感地迎接了这次痛苦的考验。他嘴唇发白，浑身发抖，汗滴如雨，之后整个人都显得瘦了一圈。事后，他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的河里畅游，让自己重新打起精神。

阿希尔教我如何装满两个半颗的安替比林胶囊，再把它们合在一起，以及如何使用用薄铜片做砝码的高精度天平。那时候，乡村医生的执照可以在离小镇半径四公里之外的地方出售特定的药品。这收入的确微薄，如果你考虑到每一次“会诊”，医生每公里都要花费三法郎二十苏的路费。有时，医生拔一颗牙也就收费三法郎，不仅钱少，病人结账还很慢，有时甚至不给钱。

“为什么不告他们呢？”药剂师问道，“法律是干什么的？”

不管法律是干什么的，反正不是为了病人。我哥没有回答，而是把他碧蓝色的眼睛转向远方平坦的地平线。我的眼睛也是这样的颜色，但没那么漂亮，也没那么深沉。

我那时十五六岁，正是充满虔诚和使命的年纪。我想成为一名女医生。我哥有时会叫我去参与裂唇缝合手术，或伤口很深、血流不止的外科手术，那需要用到我这个年轻女孩儿的纤纤细指。我十分迫切地开始工作，将在血管中晃动的缝线针脚打上结。早上，阿希尔很早就出门了，我没法和他在一起。不过下午的时候，我会坐在他的双轮马车的左边，抓住母马的缰绳。每个月他都会检查这个地区所有婴儿的健康状况，还会出乎意料地顺便去探望那些婴儿的监护人。这些冒险行为一度让他大倒胃口。我们曾发现很多被单独放在空房子里的婴儿，他们被人用手帕和安全别针绑在臭气熏天的摇篮里，而那些监护人则在田里干活，根本不在意。他们中的一些人远远地看见我们的双轮马车，便会跑过来，喘着粗气。

“我刚才只是离开了一会儿。”“我刚刚在换山羊木桩的位置。”“我在追赶跑掉的奶牛。”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阿希尔还是坚持了二十五年多，只在音乐中寻求一点儿安慰。年轻时，当他第一次体验到乡村那种没有道德约束的平静的欢愉，那种来自茂密的草丛深处或熟睡的奶牛温暖的胁间的惬意时，他感到惊讶无比。巴黎和拉丁区也没有给他带来这么多隐秘和五花八门的情爱知识。这其中也不缺鲁莽的行为，至少几个女孩儿冒冒失失地造访他每周的诊疗时就是这样的。她们死皮赖脸地声称自从两个月前她们第一次来看病之后，就再也没有“被诊断过”。

“那好吧！”我哥在做完检查后这么说，“我给你开药方。”

他看着那带着愉悦而轻蔑表情的脸颊红润的女孩儿，写下了医生和药剂学家都同意的处方：“面包屑，每餐饭后服用两粒。”这个处方可以避免或者至少延缓女孩儿妈妈的注意。

某天，阿希尔经历了一次冒险——他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冒险，那会儿他还没有结婚。一个和他差不多高（他将近6英尺2英寸[1]）的年轻姑娘，一手挎着篮子，一手拿着伞，走进他的诊室。他就像看着一尊活生生的年轻共和国的雕像一样看着她：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身材高挑，眉毛低垂，容貌清秀，带着平静、严肃的表情。

“医生，”她严肃而镇定地说道，“我想我怀孕三个月了。”

“你感觉不舒服吗，夫人？”

“是小姐。我才十八岁。我觉得非常好。”

“好吧，那么，小姐，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你应该也不需要我。”

“对不起，医生。我只是想确定一下。我不想犯下任何愚蠢的错误。你能帮我检查一下吗？”

她把裙子、披肩和棉质内衣褪下，落在脚踝上。她的身材结实丰盈，肌肤光滑细腻。我哥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身体。他也明白，这个急切的自我审判的年轻女孩儿还是个处女。但是她强烈地不想再当一个处女，走的时候她完成了心愿。她昂着头，篮子挎在胳膊上，将打着结的羊毛披肩再次披在胸前。她后来只承认，当她在哈登路附近父亲的田里挖土豆时，常常看见那匹灰色母马和马车夫路过。她向他招手打招呼，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她回来“复诊”过。但经常是我哥到她家田地里去。她看到他远远地走来，便放下锄头，低着腰，从一小片松树种植园的树枝下走过去。在这些几乎是悄悄的见面之后，一个美丽的孩子诞生了。我承认，即使是现在，看到那孩子的脸庞我也应该感到高兴。茜多曾只言片语地悄悄告诉过我，这也是她告诉我的诸多秘密之一。

“你知道那个在哈登路上的漂亮姑娘的孩子吗？”她说。

“是的。”

“她在每个人面前都把他夸耀一番。她自豪得发癫。她是个非同寻常的女孩儿。她是个人物。我见过她的孩子，只有一次。”

“那个孩子长啥样？”

她做了一个弄皱孩子头发的手势：

“当然很漂亮。那一头卷发、眼睛、嘴巴可真不错。”

她咳了一声，用双手推开她想象中长着卷发的脑袋。

“最重要的是那嘴巴！啊！我真是不能……我走了，要不然我真会把他抱走。”

然而，我们附近的一切并不像这温暖的田园生活一样简单：在松针铺成的摇篮里，默默不语的恋人不会在意秋天的雾气或小雨，因为灰色母马把毛毯借给了他们。

还有另一个情节，我至今还记着那个生动而又不那么感伤的场景。我们过去把它称为“比纳德先生的故事”。当然我把故事主角的名字改了，那是一位身强力壮、头发花白的父亲。四十八年前的一个傍晚，他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要我哥去他家看看他的女儿。

“事情很紧急，”那人一边说一边喘着气，他呼出的气体夹着红酒味儿，“我是住在X的比纳德。”

他假装要出门，又猛然把头挤靠在半关着的门上说道：“我看，会是个男孩。”

我哥拿起他的药箱，仆人把灰色母马牵来了。

事实上，真是一个男孩，一个特别漂亮的孩子。但是我哥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位年轻的母亲身上，那姑娘眼睛哭得肿肿的，像一只羚羊，面色忧郁。她非常勇敢，一直大声哭喊，情绪像孩子一样激动。在床边还挤着三只略微年长的“羚羊”，而在炉火旁，面无表情的比纳德先生正吩咐仆人烫些肉桂调制的红葡萄酒。我哥注意到，在干净整洁的房间的黑暗角落里有一个柳条编制的摇篮，上面盖着上浆的帘布。比纳德先生只留下了炉火和铜盆，用来检查刚洗完澡的新生儿。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阿希尔向他确认说。

“我见过更好看的。”比纳德先生高傲地说道。

“哦，爸爸！”三只年长的“羚羊”叫起来。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比纳德先生辩驳说。

他拉开摇篮上的帘子。我哥原以为摇篮是空的，却看见一个婴儿，块头很大，完全装满了摇篮，在嘈杂声中静静地睡着。一只“羚羊”走过来，温柔地把帘子放下来。

我哥的任务完成了，他喝着自己辛勤工作挣来的温过的酒。那个还动弹不得的年轻妈妈也在啜饮着。她很高兴，笑了起来。接着，我哥向瞅着他看的一群人躬身告别，走了出去。他有些困惑和担心。潮湿的泥土冒着热气，而在低低的雾气上方，最早出现在天空的星星闪着摇曳的星光，宣告了霜冻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