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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我对自己掌握的材料大致分析了一下，这些“记录”的作者除了《醉茶志怪》的李庆辰是天津一带人之外，基本上都是南方人，而且关于僵尸的故事，仅有不足十条是出于北方，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南方，而且尤以江南的南京、扬州及太湖周边地区为多。这些地方低下潮湿，节令一入梅，衣物特别是与皮革有关的东西生“毛”的事是司空见惯。其实就是北方较湿润的地方如号称“小扬州”的天津，到了淫雨或者溽暑时节，也照例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我们那里就有“这天儿闷得快让人长毛了”的话。那么，僵尸会不会生毛呢？如楼兰美女一般的干尸是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新葬而未腐的尸体却极可能在地下生“毛”。我没有这方面的实践，自然没能亲眼见到，只能想当然了，但明以至清代的人却是肯定出过不少具有这方面实践经验的人才的。也就是说，从明代开始，民间有一种堂而皇之的掘墓之风，而且所掘的正是新葬之墓！

这就引出另一个恶劣风俗的话题，即“僵尸化为旱魃”之说。旱魃之为物，其来甚远。《说文解字》：“魃，旱鬼也。”段玉裁注：“魃，旱神也。此言旱鬼，以字从鬼也，神鬼统言之则一也。”这旱鬼或旱神古代有数种说法，为人熟知的一为黄帝时的天女“女魃”，二为《神异经·南荒经》所说的：“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裸形，目在顶，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但把旱魃与人的尸体牵扯到一起，则起于明代北方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那里每遇亢旱，人们便指新葬尸骸为旱魃，必聚众发掘，磔烂以祷，名曰“打旱骨桩”。（见明黄玮《蓬窗类记》卷二。而张岱《石匮书·韩文传》则云：济南之俗，天旱则恶少年相聚，发冢暴尸，名曰“打魃”。）但并不是所有的尸骸全是旱魃，只有生了白毛的“毛僵”才是正身。千里赤旱原来都是坟里那个家伙在捣鬼，自然应该把它找出来除掉的。但是新葬之坟有的是，要想排查，却不像敲开门查户口那么简便，所以必须要请专业人士，也就是乡村里的巫师术士之类，由他们缩小搜查范围。明于慎行《榖山笔麈》卷十四记有一法，是在深夜用火去照那些坟墓，如果某坟墓上有光焰，里面即是毛僵。但各地的巫师们风格和手段并不一致，明谢肇淛《五杂俎》所记的则是另外一种，即只挖新死小儿之坟。这也许是因为传说中的旱魃只有二三尺高，正与小儿体形相称，但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掘小儿坟要比掘人家父母的坟所受到的抵制要小得多。但抵制总还是要有的，一开始肯定要进行说服教育，让主人以大局为重，而且申明，那里面的尸体已经为旱魃所借用，与贵公子或千金并无关系，所以也不会对贵家族的声望有不良影响，更不会记入档案，等等，可是如果对方冥顽不化，便不能长久地“温良恭俭让”了，那时往往会酿成武斗，再造出一些新的尸体：

燕、齐之地，四五月间，常苦不雨，土人谓有魃鬼在地中，必掘出，鞭而焚之，方雨。魃既不可得，而人家有小儿新死者，辄指为魃，率众发掘，其家人极力拒敌，常有丛殴至死者，时时形之讼牍间，真可笑也！（《五杂俎》卷一）

但如果只挖小儿坟，还算对打击面有所“节制”，如果小儿坟挖完，旱情还没有缓和，群情“激愤”起来，后果就会更为严重。凡是新葬之坟就要“有枣没枣打三竿”，不挖出一个生毛的家伙就不歇手。而且更糟糕的是，如果掘坟掘上了瘾，从中尝到了甜头，就是找到了一个毛僵也不肯罢休，那结果就可能是新葬之坟无一幸免，而墓中殉葬的东西自然也就不翼而飞了。因为那时就已经有人发现，在这“打旱骨桩”运动中的一些勇敢分子其实夹杂着私心，不仅仅是假公济私，捞些财物，而且正如《蓬窗类记》所指出的：奸诈往往借禳旱为名以报私仇。这些勇敢分子很具鼓动性，扇风点火，推波助澜，往往一下子就纠集千百人，面对这些胸怀义愤而身携铁器的人流，谁要是敢撄其锋芒，非把自己也变成“旱骨桩”不可。于是到了弘治年间，都御史屠滽专门为此事上疏，奏请严行禁止，“置作俑者于法，诸为从者，悉隶边地戍籍（也就是常说的“充军发配”了），由是其风稍戢。”所谓“稍戢”，只是一句体面话，其实就是根本不能制止。

不管是发横财也好，泄私愤也好，但从名义上说，这些愚民的暴行却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那就是“抗旱”。这种暴力抗旱虽然受到官府的禁止，但对于被旱情逼红了眼的农民们，这些禁令往往成为一纸具文，弘治年间纲纪尚存，也不过是“其风稍戢”而已。于是有些地方的官府施行一种有条件的放任政策，如闲斋氏《夜谭随录》卷二所记为北京郊外事，官府规定，民间如果掘出了毛僵，必须申报官府，验明正身之后方能焚烧。这种“约束”就等于承认了打旱骨桩的合法性。帝辇之下，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在法制混乱的明朝后期，那种掘坟抗旱不断升级的局面怎么能得到控制呢？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原因是连年大旱，我想，在各地小股起事之初，总有一些是以打旱骨桩来开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