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去北京郊区支农
“试试看”
1959年初夏,爷爷收到了请柬,邀请他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收到这份请柬,开始时他不愿参加,想拒绝。他告诉我们:“我年纪大了,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会议太多,会使我不能充分利用时间做点对国家有用的事情。再说,我也不喜欢参与政治。”他又讲起他在云南大学时,因有许多事务上的工作,自己没有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
我听别人说他回来时曾经希望:第一,回国消息不见报。第二,不在政府或者数学研究所担任职务。第三,带几个学生。他的三个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不过我没有向他证实过此种说法的可靠性。如真有此事,那么他的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事实上,他回国以后,数学所一直尊重他的意见,不请他参加所里的政治活动。
为参加政协一事,他征求小叔叔秉群的意见,小叔叔是竭力主张爷爷接受邀请的。
小叔叔秉群认为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可以多听点、多学点东西,也可以接触社会,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我也是竭力主张爷爷接受邀请的,我当时的想法是爷爷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是一种荣耀,怎么能拒绝?但是对于这种事情,我还小,还没有发言权。
奶奶也是主张爷爷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因为爷爷的学生和一些朋友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先生的怎么能什么也不是?况且国内的一切待遇都是和职务相联系的。但爷爷说他做什么事,不是只看钱。爷爷的朋友们都没有反对的意见,他们觉得当了政协委员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相反,他们奇怪爷爷怎么会想拒绝,因为还有人不择手段想挤进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5)
爸爸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是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经常来北京开会或出差。他也支持爷爷去参加政协会议,这样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经过反复思考,爷爷决定“试试看”,不行就辞职。谁知这一试,就一直试到他最后离开我们。
一开始,爷爷只不过是参加全国政协的正式会议。后来他听说全国政协每星期都组织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学习,讨论国家大事,让他们提出意见,也为他们解释国家的方针政策。爷爷为了了解国家大事,也参加了这个学习。他逐渐对这个学习感兴趣,每次学习都不轻易放弃。
爷爷学习的积极性连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上。我们住在北京西北郊中关村科学院,进北京城要先走十五分钟的路到汽车站,然后乘32路公共汽车,常常是半小时一趟车。赶不上公共汽车就要在汽车站等半小时。到西直门以后,再换乘7路公共汽车,到丰盛胡同政协礼堂。总共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从家到政协礼堂。
爷爷半身不遂,行动不方便,每次由小脚的奶奶扶着去赶汽车。从家走到车站,然后挤公共汽车,还要换车,比年轻人要多花四十分钟,种种的困难难以想象。有时会议在下午举行,来不及吃饭,奶奶就包两个冷馒头去吃。天晴时还好,遇到刮风下雨,两人全身都淋得湿透了。下雪天就更糟糕,路上又滑又冷,就算这样,爷爷也没有误过一次讨论会。
幸好周围的人都关心着爷爷。那些年,大家学雷锋,都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都想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一次爷爷和奶奶去赶公共汽车,快到车站了,但公共汽车已经开动了,司机发现奶奶正在费劲地扶着爷爷赶来,他就把车停下来,接着售票员跳下来,几步跑过来,要背爷爷。爷爷因半身不遂,右边的手不能动,不能扶在售票员的身上,所以他婉言谢绝了售票员的好意。于是售票员只得一手扶着爷爷,一手扶着奶奶赶上公共汽车。事后爷爷一再要小叔叔写信给他们表示感谢。
爷爷的学生和朋友见爷爷乘公共汽车进城参加政协的小组学习,心疼地说:“熊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就不用去城里参加学习了。”他的学生严济慈先生和华罗庚先生只要碰上爷爷去北京城里,都要亲自用汽车将爷爷和奶奶送回家。
有的科学家还向数学所反映,应当给爷爷派一辆小车。数学所的领导来家里解释说,数学所建制小,只有一辆汽车。并说,以后爷爷外出时,向所里打一声招呼,以便所里派车。但是爷爷总是不愿意麻烦别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要车。
为什么爷爷有那么大的积极性去参加学习?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他写道:“1959年,我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渐渐感到以前忽视政治的错误,逐渐认识到昔日受国外的影响,使自己超然于政治的态度的不当。于是我自愿地请求参加政协小组学习,愉快地一直参加到现在。通过这些学习,我渐渐提高了对政治的认识,愈加觉得我政治水平之不足。我感到,我虽数十年过的是学术生活,但是不免有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欲昂然立于今日的新社会,不能不求改造。最近我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爷爷这里只不过是谈到思想认识。在私下,爷爷还常常谈到他参加政协小组学习后,自己感到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政府机构认真听取他们好的建议,作出改进。因此他后来提出不仅仅要在政治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在科学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很重视他的建议,曾经问过他,具体有什么样的建议、措施等等。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6)
和全国人民共同度过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秋,很多地方出现灾情,听说有些地方收成不好,有些地方的粮食收不上来,老百姓挨饿了。为了克服困难,北京各单位的职工利用边角余地种了些秋天作物。中关村的沟边、路边和空地上种起了红薯和白菜。我们学校也种了不少蔬菜,小叔叔他们学校种的是胡萝卜。奶奶也利用屋后的空地,种了一些红薯。
这年年底,粮食供应紧张起来了,全国开始减粮食定量。除了自然灾害,还有苏联在卡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粮食定量已经开始减少,肉类已经不供应。学校开始实行自报粮食定量。同学们为了响应号召,都把自己的定量说得很低,一个比一个压得低。后来据说中央不让学生减低粮食定量,说:“年轻人正在长身体,需要营养。”这才阻止了学生减低粮食定量的盲目行动,相反地提高了我们的定量。按规定,当时北京市民的定量是每月二十五市斤,但是我们女学生是每月三十二市斤,男学生是每月三十六市斤。个别的有三十八市斤到四十二市斤。爸爸来信说,云南也让每个人自报定量。他们矿上有一个工人平时一个人干四个人的工作,他的饭量很大,于是特别给他一个月一百市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