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告诉你这些谎话的,匹斯小姐?谁告诉你的?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我有橘子。我不喝该死的橘子汁。他们往里边加了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拼命把这件事说成是我干的?”
伊娃停止熨烫,抬眼看着奈尔。这是第一次,她的目光清醒如常。
“你认为我有罪?”奈尔悄声说。
伊娃也悄声回答:“还有谁比你自己更清楚?”
“我想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奈尔强迫自己维持正常的语气。
“李子。我的宝贝李子。是他告诉我的。”伊娃发出一阵轻柔而清脆的咯咯笑声,女孩那般。
“我该走了,匹斯小姐。”奈尔站起身。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太像了。你们俩。你们从来没有什么区别。想吃点橘子吗?橘子比蔬菜炒肉对你有好处。秀拉?我有橘子。”
奈尔匆匆走向大厅,伊娃还在后边喊着她:“秀拉?”今天她无法去看另一个老妇人了,这一个已经让她受不了了。她把探视卡还给值班的女人,不去看对方惊奇的目光。
外面起了风,她把外衣系紧。最上面的纽扣不见了,她用手护着脖子。她脑中出现了一片明亮,往日的记忆渗了进来。
秀拉穿着一条紫白相间的裙子站在河岸上,她手拉着小鸡一圈圈地转。他还在笑,手还没有松脱,河水也还没有迅速在他头顶合拢。看着秀拉一圈又一圈地转着那个小男孩,然后把他抛向水面,当时她有怎样的感觉?秀拉从夏德拉克的小屋回来后不停地哭。可奈尔一直保持着平静。
“我们要不要告诉别人?”
“他看到了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
“咱们走吧。再怎么样他也回不来了。”
伊娃说“你眼看着”是什么意思?她怎么可能看不到呢?她就在那里。但伊娃说的不是“看到”,而是“眼看着”。“我当时没有眼看着。我只是看见了。”但它在那里,一直在那里,那种旧时的感觉和不变的疑问。小鸡的手滑脱时给她带来的那种快感。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去想这件事了。“出事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一点难过呢?看到他飞出去,我为什么那么高兴?”
多年来,她一直暗自为自己的冷静感到骄傲:面对秀拉的手足失措,她仍能控制自己;面对秀拉惊恐而羞惭的眼神,她能深表同情。如今看来,她当时所认为的成熟、安详和同情不过是一阵愉悦的刺激之后的镇静。就像小鸡的身体激起的漩涡回归平静,她的愉悦为一种满足冲刷掉了。
她走得太快了。没有留意下脚处,她走进了路边的杂草丛。她几乎是跑着来到了比奇纳特公园。尽头便是公墓的黑人区。她走了进去。秀拉就埋在那里,跟李子、汉娜在一起,如今又加上了珍珠。梅德林的黑人并不在意婚后姓氏的改变,每一块墓碑上都只刻着一个姓氏,如同一再重复的咏唱般绵延不绝:匹斯1895-1921,匹斯1890-1923,匹斯1910-1940,匹斯1892-1959。
它们并不是死者的姓氏。它们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是希冀,是渴望。(匹斯英文为“Peace”,意为和平。)
这些年来她始终对伊娃心怀好感,她自信无人能像她一样分享伊娃孤苦伶仃、无人爱护的处境。归根结底,她是唯一真正理解伊娃拒绝参加秀拉葬礼的原因的人。别人以为他们知道,以为她不出席的理由和他们的一样——他们无法向一个给他们带来如此多痛苦的人表示敬意。奈尔去了,她相信伊娃的缺席并不是因为骄傲或报复,而仅仅是由于不愿见到自己的亲骨肉就这样被埋进一黄土,这是一种不让眼睛目睹内心无法承受的事实的决定。
然而现在,在伊娃这样对待她、指责她之后,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怀疑镇上的人是不是做错了。伊娃很恶毒。秀拉就这么说过。不过她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么说。不管脑子糊不糊涂。上了年纪。不管是什么,伊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始终清楚。她不出席秀拉的葬礼和指责奈尔淹死了小鸡是出于恶意。正是这同样的恶意踏遍了整个“底部”,让他们将每个姿态都视为一种冒犯,将每个歪斜的微笑都视为一种威胁,因此,当秀拉死去后,几乎在每个人胸中迸裂的解脱的气泡也没能减轻他们的恶意,让他们来到霍吉斯先生的殡仪馆、在教堂里送上鲜花或是烤一块黄蛋糕。
她想起去看她的同一天,是内森打开了卧室的门并发现了尸体。他说他立刻就知道她已经死了,不是因为她睁着眼睛,而是因为她张着嘴。在他看来,她正在打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夸张的哈欠。他马上跑到街对面去找茶壶的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后她发出了一声“嗬!”——就像火车要开动时列车员的叫声,只是更响—还跳了几步舞。没有一个女人在慌乱中丢下手中正在缝的被子向她家跑去,也没有一个女人扔下正在拧的湿衣服向她家跑去。连男人们得知后也只是“嗯”了一声。那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过来。夜晚悄悄地让位给第二个白昼,秀拉的尸体仍然躺在伊娃的床上,双眼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张着嘴试图打完那个哈欠。人们对待秀拉的这种坚决态度实在很奇怪。因为就连镇上那个放荡不羁的妓女查娜死的时候(她的黑人儿子和白人儿子在听说她快咽气时说的是“她还没死啊”),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纷纷出来给这个堕落的姐妹送行。
最后还是奈尔打电话给医院,然后给停尸间,再给警察局,最后到来的是警察。于是白人接了手。他们开着警车前来,把尸体抬下台阶,走过四棵梨树,在所有人面前把她放进车里,就像当年对待汉娜那样。警察做笔录时,没有人提供任何信息。他们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查明死者的名字,因为电话里只说了木匠路七号的匹斯小姐。因此,他们离开时只带走了这些:一具尸体、一个名字和一行地址。白人不得不为她清洗、穿衣、打点一切直到下葬。这件事被办得漂漂亮亮,因为人们发现她有一份丰厚的死亡保险。奈尔去了殡仪馆,但钉好盖的棺材让她震惊不已,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回去了。
第二天,奈尔去参加葬礼,却发现她是在场唯一的黑人,她鼓起勇气去面对玫瑰和滑轮。只有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她才看到公墓门口围着一群黑人。他们没有进来的意思,也没穿参加葬礼的衣服,只是在那里等待着。直到那些白人——掘墓人,霍吉斯先生和太太以及给他们做助手的小儿子——离开以后,来自“底部”山上的黑人们才带着躲闪的心和麻木的眼睛走进来,在把他们同他们所知的最深重的仇恨隔开的拱起的土堆边唱起《我们聚集生命河边》。我们是否该聚集在生命河边?在那条美丽的,美丽的河边?这个问题凝聚起了十月的空气。或许秀拉就在那时回答了他们,因为恰在此刻下起了雨,女人们小跑着穿过草地,唯恐她们拉直的头发会被毁掉。
奈尔心情沮丧而沉重地离开了公墓中的黑人区。在路上某处,夏德拉克和她擦肩而过。他须发更乱了,上了点年纪,但他的疯狂仍然活力四射。他看了一眼这个脸上映有落日余晖、匆忙赶路的女人。
他停下脚步。试着回忆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但苦苦思索让他难以忍受,于是他继续赶路。他要去阳光谷运垃圾,等他回到家,天就全黑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卖过鱼了。这条河已经杀死了他所有的鱼。再也没有银灰色的闪光,再也没有平滑、宽阔、从容的姿态。再也没有鱼鳃的缓缓翕动。再也没有钓丝的轻轻颤抖。
夏德拉克和奈尔背对着彼此走远,各自回忆着过去。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过去的事越来越多地涌上心头。
突然,奈尔停下了脚步。她的眼皮一跳,感到一阵灼痛。
“秀拉?”她悄声说,目光扫过树梢,“秀拉?”
树叶摇动,泥土转移,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过熟的植物的气息。一只柔软的毛球爆裂了,像微风中的蒲公英一样散开。
“我一直,一直,以为我想念的是裘德。”一阵失落的空虚压上她的胸口,涌上她的喉咙。“我们是在一起的女孩。”就像在解释什么一样,她说。“噢,天啊,秀拉,”她哭着说,“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女孩。”
她痛快地哭了出来,大声,悠长,无底也无顶,只有一圈又一圈盘旋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