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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第1页）

自获得修建隧道的许诺以来，秀拉·匹斯的死讯是“底部”山上的居民们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不怕见证一个女巫下葬的一部分人去了公墓，其中有些只是为了确认她确实被抬走了，而留下来唱《我们聚集生命河边》仅仅是出于礼节，对于歌中的无望的许诺，他们并不明白。另一些人是来确认没出差错的，他们希望头脑简单、心胸狭窄的人都能克制住自己的刻薄，希望整件事都在一种源自灵魂的持久不灭的善意中进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不过是因为一种简单的决心，即不让任何事——歉收的作物、南方的农民、失去的工作、生病的孩子、腐烂的土豆、折断的管子、长虫子的面粉、劣质的煤炭、受过教育的社会工作者、偷东西的保险推销员、浑身大蒜味的匈牙利人、腐败的天主教徒、种族主义的清教徒、胆小怕事的犹太人、蓄奴的穆斯林、蹩脚的黑鬼牧师、谨慎拘束的中国人、霍乱、水肿或黑死病，更不用说一个奇怪的女人——阻碍他们靠近上帝。

不管怎么说，来人无论是粗鲁抑或优雅—不是到白人的殡仪馆，而是到比奇纳特公墓的有色人种区域—都感到正是由于秀拉的死或是就在她死后，更美好的日子就要来临。已经有了些迹象。河底隧道工程将雇用黑人的传闻变成了告示。多年来，这次工程经过规划、取消、再规划，总算在一九三七年开工。整整三年，都谣传要雇用黑人来修建，尽管一九二七年修通往隧道的河滨公路时也激起过类似的希望，但最后用的全部是白人工人—最底层的工作都被乡下人和移民抢走了。但隧道工程本身是另一码事。这种工作需要技术—不，白人做不了。不过那是一项重要工程，而政府看来乐于向黑人敞开就业大门。就是说，黑人不必跑遍梅德林找碗饭吃，或是彻底离开这个镇子去阿克隆和艾利湖畔的钢铁厂了。

第二个迹象是开始建造一处养老院。的确，说建造不如说是翻修，但黑人们却能够随便（至少是传说能）入住了。有人说，伊娃从那被当作黑人妇女养老院的摇摇欲坠的房子搬进了这座明亮的新居，就是上帝显示其力量的一个清楚的标志，人们已经看到，他那强有力的大拇指扼住了秀拉的喉咙。

因此，“底部”的居民们是怀着强烈的希望迎来了十月的尾声。

接着，梅德林变成了一片银色。乍看突然，但实际上很多天都没有下雪，只有霜。某天黄昏，一场雨在落下时结了冰。从木匠路向下的那段开始铺水泥的路上，孩子们在店铺老板和老妇人像古代工匠给新铸的银器铺上缟玛瑙一样撒上炉灰之前赶往他们的滑冰道。他们拥抱树，只是为了抱一会儿这凝固在玻璃中的生机与广博。他们抬头望着像块斑驳的西班牙金币般镶嵌在灰色天空中的太阳，总在想是不是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日。草叶片片挺立，连日的冰冻让它们各自分离。

晚收的作物自然全都毁了，家禽在寒冷和愤怒中死去。果酒冻成了冰，撑裂了罐子，男人们只好过早地喝起他们酿的甘蔗酒。山谷里要好一些，因为像往常一样，群山会抵挡寒气。然而山顶上“底部”居民区的黑人们可就吃尽了苦头，他们的墙很薄，身上的衣服更单薄，凛冽的寒风透过窗缝和没有堵死的门缝吹进来，驱散了屋里仅有的一点热气。接连几天，他们名副其实地足不出户，只有需要去屋外的煤箱中取煤或是到隔壁去换点食物，才会冒险出门。没人去商店。也没人送货来，好不容易送来的一些被留给了出价高的白人顾客。妇女们没法走下滑溜的坡路去上班，只好少拿几天她们迫切需要的工钱。

这场冰冻带来了一个凄惨的感恩节：又瘦又老的火鸡、肉糙皮厚的猪肉和皱巴巴的红薯。等到冰融河开，水面上出现了第一艘在冰缝中颤抖着行驶的驳船时，所有十五岁以下的孩子都得了哮吼或是猩红热，而十五岁以上的都患了冻疮、风湿、肋膜炎、耳痛和其他数不胜数的疾病。

不过并不是种种疾病，甚至也不是这场冰冻，标志着夏德拉克一直挂在嘴边的预言应验的开始。这次冰冻刚开始、果酒还没有撑裂罐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些事不对头了。情况开始恶化、错位。秀拉之死所带来的普遍的舒心紧接着就被一种烦躁不安所取代。就拿茶壶来说，他走进厨房，向母亲要一些黄油白糖面包。她起身去做，却发现没有天然黄油，只有人造的。她累极了，懒得把橘黄色的粉末搅进人造油脂块里，就直接把白色的油涂到面包上，再撒上白糖。茶壶尝出味道不对，拒绝吃面包。孩子拒绝吃她准备的食物，这对一个母亲而言是最大的侮辱，她勃然大怒，把他痛打了一顿——自从秀拉把他推倒在门前台阶上以来，她还从未打过他。她不是唯一的例子。那些当年在秀拉的恶意下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或者说那些在秀拉的嘲讽下努力维护自己母亲一角的女人），现在也找不到对手了。紧张气氛烟消云散，她们也就失去了努力的理由。没有了她的冷嘲热讽，对他人的爱也就陷入了无力的破败。当年秀拉把伊娃关进养老院时，那些原本咬牙切齿地抱怨照顾上了年纪的婆婆的女人曾有所改变，开始任劳任怨地刷洗老太太的痰盂。秀拉一死，她们就迅速恢复了对老人所带来的负担的怨恨。妻子们不再悉心照料丈夫，似乎再无必要去助长他们的虚荣。甚至那些从加拿大移居梅德林、抓住一切机会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从没当过奴隶的黑人，也感到当年秀拉在他们心中激起的对南方出生的黑人的同情已经减弱。他们重新标榜起自己的优越感。

冬天所导致的司空见惯的刻薄，以及饥饿和猩红热所造成的吝啬相伴而来。即使已经确认并有人亲眼看见有四个黑人接受了隧道工程的面试（开春后承诺会有更多），也无法打破那个歉收和苦涩的岁末冰冷的钳制。

圣诞节就这样在一个清晨到来，像把钝斧一样胡乱砍在人们的神经上——这斧头太残破，切口粗糙，但又太沉重，让人无法忽略。孩子们躺在床上，翻着白眼看着有裂缝的木床或是壁炉边的垫子，在咳嗽的间隙吮着薄荷或是吃一口橘子，他们的母亲正气恼地跺着地板，为着在微弱的炉火上发不起来的蛋糕，为着宁可蜷着身体在床上睡一整天也不愿面对因没有玩具火车、小鼓、哭闹的婴儿玩偶和摇摆木马而沉默的男人们。十来岁的孩子们下午偷偷溜进爱尔米拉戏院，让德克斯·里特（美国乡村歌谣巨星。）帮他们把注意力从父亲放在床下的无能为力地张开大口的鞋子上转开。其中一些弄到了一瓶酒，他们聚在周身闪闪发光的利塔先生的脚下畅饮，闹得吵嚷，经理只好把他们赶走。那些手中提着一袋袋圣诞节冰糖和旧衣服来到这里的白人，也很难从这些愠怒者的口中听到一声“是的先生，谢谢您”。

正是由于十月的冰冻踟蹰不前，十二月的黏稠迟迟不肯离去，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的头三天大大地松一口气。似乎冬季已经耗尽了全部力气，于是元旦那天，气温骤升至华氏六十一度，一夜之间便冰消雪融。一月二日，已经能看到地里露出点点青绿。一月三日，太阳出来了——于是夏德拉克也带着他的绳索和铃铛，孩子气地唱着挽歌走上了街头。

昨天他花了整个晚上观察小小的月亮。那些人，那些陪伴他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少了。如今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了林间呼啸的风声和七叶树果实扑通落地的声响之外，他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在很难捕到鱼的冬季，他就给一些小商贩干点零活（没人肯让他走进甚至靠近他们的家），这样挣来的一点钱也够他过过酒瘾。然而他醉得虽然比过去更厉害，次数却有所减少。他似乎不再需要借醉酒来忘掉他早已记不起的一切了。现在，他甚至已经记不得他曾经忘记的任何事。也许正因如此，自从在法国的那个寒冷的日子以来，他第一次思念起有旁人存在的感觉。夏德拉克有所进步，已经可以感受孤独。如果说他原本就是孤独的，那么他当时并不自知，因为与他相伴的那些噪音，那些吼叫，那些忙碌，让他觉察不到自己的孤独。那些急于做点什么以打发不在河边开心垂钓时的空闲的冲动，如今已经极大地减弱了。有时，他在喝醉之前就已经睡着；有时，他会望着河水和天空一整天；他还逐渐放弃了在军队里养成的把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习惯。当年知更鸟成灾的时候，曾有一只飞进了他的小屋，那只鸟寻找着出口，在屋里足足待了大半个小时，后来总算从窗口飞了出去。夏德拉克却十分悲伤，凝视着它离开的方向，等待着它归来。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他没有铺床叠被，没有抖过边上打了补丁的小地毯，而且几乎忘了用他的鱼刀在日历上划掉过去的一天。等他恢复了整理房间的习惯，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一丝不苟。屋里越凌乱，他就越感到孤独，越来越难幻想出士兵、传令兵和入侵的敌军，越来越难听到枪炮声、保持队列及时行进了。现在他更为频繁地注视和抚摸着一件东西，有人曾来拜访过他的证据，一条紫白相间的儿童腰带。那个小女孩来拜访他时落下的。夏德拉克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刚刚迈进门槛，一张满是泪痕的脸向他转过来：眼中充满受伤和困惑的表情，嘴唇在发问的努力下微微张开。她想要些什么——从他这里。不是鱼，不是工作，而是某些只有他才能提供的东西。她的一只眼睛上有一条蝌蚪（正因此他才知道她是一位朋友——因为她长着他喜欢的一种鱼的记号），一边的辫子松开了。但他看着她的面孔时，也看到了皮下的骨骼，觉得她也看到了——知道它在里面并感到恐惧——他想说些什么来安慰她，想让她眼里流泻出的痛苦停止。于是他说了声“永远”（英语中，always有“一直”、“永远”的意思。秀拉将夏德拉克所说的理解为“一直”），这样，她就不必再害怕这种变化—皮肤脱落，鲜血滴尽、流失，以及皮下骨骼见于天日。他说了“永远”，用来说服她，向她保证不朽的存在。

这个字眼起了作用，他一说出口就点亮了她的脸，痛苦随之消失。然后她就跑了，却把腰带落在了这里，被他当作一件纪念品。他把它挂在离床头不远的一颗钉子上——事隔这么多年，既没有损坏，也没有弄脏，只是日积月累的悬挂在织物上留下了一处永久的折痕。和那位造访者——他绝无仅有的造访者——留下的这一痕迹共同生活十分愉快。过了一段时间，他逐渐把这条腰带和那张脸，那张他有时会在“底部”看到的眼睛上长有蝌蚪的脸联系起来。他的造访者，他的伴侣，他的客人，他的社交生活，他的女人，他的女儿，他的朋友——这一切都在他床头的钉子上悬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