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苑使徐韧府中部曲伤人案,最终以洛阳县令赵林乔被处斩刑、家产全部罚没、土地充公作以了结。
皇帝知道,这件事情虽大,也只是稍稍起个警醒作用,令愈演愈烈的圈地之风猛地停顿了一下。
但如李士勣、褚遂良之流,在得势之时收入囊中的巨量土地,没有合适的契机是收不回来的。
眼下这两个人失了势,便如蛰伏的冬虫,再也不吱声、一动也不乱动,什么毛病也不犯。
当然,皇帝也不能明着伸手到两个人的怀里去取,他清楚得很,这会犯了众怒。
李氏能够成事,说到底还是隋后各方豪强共同看好了李氏,而李氏恰恰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高祖在位时,随便在哪里划块地方、设个州派一拨官员,便能够安慰一大批人,高祖知道皇族必须同最有力量的人在一起。
等贞观皇帝继位时,国中刺史已多如牛毛了。但官多民累,贞观皇帝深知最有力量的,乃是国中兆亿之民,这才发出了“民为水”的呼吁。
金徽皇帝想,大唐立国后,最为心力憔悴的恰恰是贞观皇帝,他不能在高祖之后,立转为侵削功臣,不然,“害兄上位”的指责,完全可以演化成另一场内乱的理由。
但他又不能让这些既得利益者们无休止地侵夺民利。
武媚娘说得好,对于这些高高在上者们来说,每一天、每一刻,他们过的都是盛世的日子,他们以为这就是命,而那些卑微者们只会自认、自甘。
但在历次改朝换代中,那些很有力量的豪强,他们的力量又来自于何处?
如果是李治继位,他能不能想到这些问题?
先皇在弥留之际仍然强自支撑着、就为等到马王赶来,他在绢袋内写下遗诏、又不与留侍在身边的樊莺、丽容明言,而只是说些暗示的举动,说明贞观皇帝那个时候对马王迟迟不到,也产生过怀疑。
如果马王有能力发现诏书,那么贞观皇帝相信,马王就有可能替他解决好这个问题。
洛阳部曲伤人案之后,两京周边的地价应声而落,抑价强买、强圈土地者少了,地价自然升不起来。
但金微皇帝知道,如果没有后续的手段跟上去,终究这只是暂时的。
土地是个可以跨越时间而存在的资产,只要天地不毁,土地便能产出不可细数的东西,它可以承载强者们繁茂的子孙,多少强者撒手而去了,而打下他们印迹的土地仍在。
就是要有个规矩,好比御史大夫萧翼口吐着白沫所说的“礼”。
礼,一举一动表达着的是“理”,表达着各层次人们之间的互尊互重。周幽王、秦二世害礼,如石投水,但激起的骇浪将他们吞没了。
有那么一刻,金徽皇帝忽然想到了迟迟没有提及的纳妇之事,这算礼么?可以体现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他需要威严。
但那些陵园妾们凄惨的日子,难道不算害理?
柳玉如倒是表示过,皇帝可以按“礼”法纳“一些”世妇入宫,但皇帝知道,这样做会令柳玉如、以及她身后的九妃们都不高兴。
朝堂内外、国事家事,处处纠缠于此消彼长、不能两美的境界之中,而金徽皇帝更觉着自己是在大明宫里踩着高跷、理一团乱麻。
他一时间不大好理得清,但有最明白无误、如同快刀一般的规矩:如有灾荒,乞丐吃什么,刺史就吃什么,饿死乞丐,刺史不要做!
当然,皇帝也不能要求刺史真与乞丐吃的一样,不然谁还做刺史。但这是一道堤坝,可以阻住汹涌的激流。
另外,皇帝至高无上,当然可以适当决定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刺史。功臣可以有些特殊,但他们不能以功劳做本钱不断扩张。
皇帝在这件事上不能依靠长孙无忌,也不能依靠江夏王爷,甚至连自己所想的这些,最好也不让两人深知。
但他仍将坚持自己的法子,采取一些手段,逐渐提升科举选才的地位,要让那些经非科举渠道做官的人、尤其是通过门荫上来的人感到不好意思!
皇帝将二王兄李泰叫来,吩咐李泰一件事。
第二天,濮王李泰便携王妃阎婉到兴禄坊,拜会代抚侯高审行、转达金徽皇帝对代抚侯的问候,并想请代抚侯重掌国子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