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峻道,“殿下,盐州、灵州、会州的盐既然不好,就不能再上缴长安了,可令三州之盐一部分自用,余者运抵丰州牧物大仓,以作北方五牧拌料之用。”
但三州的盐产量还是有一部分无处消化,尚书令提议,可在丰州以北的五牧分别开设盐市,对北方游牧部落开放。
游牧部落常年随着牧群的移动而迁徙,没有固定盐池,盐是急缺的,开了盐市,他们可以牲畜来换盐,盐价可以降低。
而由北方五牧来做这件事,边牧边市,各不耽误,还能增近与化外游牧部落的交往。
这样一来,便可增大了南方好盐收缴的比例。
太子道,“法是好法,不过北方三州的税赋也不便少吧?”
尚书令说,“殿下,这好办,这三州地处米谷产地,而且其米质较好,朝廷可令三州‘皆输米以代盐’,那么,长安便有好米吃了。”
连太子在内,众人皆称妙,于是又说到了米的事情。
关中说是沃野,那得分什么时候。如今天下承平,长安的人口激增,米也不大够用。此时东市的米价,一斤就比贞观初年贵了两到三文。
江南之米倒是不少,米质优良,但只能经大运河漕运至徐、陈一线,再转为陆路,同南阳、荆乡之米一道,经驮马翻越秦岭运抵长安。
但山道崎岖,劳民伤财,效率低下。
运河与黄河相通,人们不是没想过走漕运,但在汴州以西、洛阳再往上,峡谷壁立、水流湍急,粮船往往毁之六七,连船带米都损失了。
高审行一入朝,便憋着一股子暗劲。
只要高峻胆敢提到贬他去国子监的事情,那他便没什么好说的了,一棒子把这小子打回原形再说。
李士勣的话说到了他的心里去了,崔颖以着各种的理由不回长安,郭孝恪才是真正的原因。此人身为封疆大吏、主政一方,品阶也节节直上,而自己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别说心高气傲的崔颖,高审行要真到了国子监,连对自己曲意奉迎的戒日女典客——那可真是尤物——也不会再看自己一眼!
高峻杀入乙毗咄陆部时,正是大唐在东方与高丽开战的关键时候,谁都看出来高峻此举不大合乎时宜。
那时高审行在西州任长史,曾将写信到长安,让父亲高俭阻止他,甚至罢了高峻的现职也在所不惜。
但郭孝恪偏偏阳奉阴违,暗中支持高峻,这得多大的胆子!在举世的、无亲无故的人中,你还能找出一个肯这样行事的人吗?
而高峻官职上的飞跃,还真是与崔嫣到西州后有关。
如果李士勣猜得不错,崔颖真是与姓郭的有这么一腿的话,郭孝恪这样支持高峻也就有的解释——崔嫣是崔颖的女儿。
如果崔嫣也是郭孝恪的女儿呢?
这丫头,何曾有一个片刻、视兴禄坊五老爷为父?
在西州、在黔州,崔嫣都曾当众与自己撕破过脸!瞧瞧她在殖业坊石桥上说的话,都将自己比喻成临老放狂、夜前绚烂的夕阳了!
而李士勣、郭孝恪,这两人曾经追随早年的秦王在秦岭一带活动,难道李士勣那时、就对郭孝恪和崔颖有过什么察觉?
崔颖的祖居可就是在秦岭啊。
高审行就这么思来想去,直着眼睛为自己的结论找各种注解,全然不觉朝堂上进行到哪一个议题了。
高审行自己行的不端,偏偏数次怀疑自己的夫人。这就应了一句话:人不信人,何来自信?疑这个疑那个,其实都是自己做下的!
李士勣冷眼观察,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在黄峰岭别院,自己的那番话说到高审行的心窝子里去了。
高峻的身份必假无疑!
只不过,这对“父子”经事的底蕴与能量,真是天壤之别,高审行魂不守舍,而高峻依然思路清晰,一眨眼又提出了第二件大事的主张。
尚书令说,贞观二十三年,他有意在洛阳以西的黄河峡道上开凿纤道,每隔一里至二里远,于峡壁上的河道曲折处建造绞缆驿,以畜力、绞车、粗缆,代替纤夫人力。
还要再开挖渭水入河口,在那里建立总驿。
等这一切都建好之后,装运江南之米大船,便可取道大运河和黄河下游,直入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