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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要不是曾国藩的老谋深算，则清政府只有瓦解一途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七章），这里面有诸般出乎意料的地方。

祖雨宗风，满是不堪记忆。当年的凌辱与血腥杀戮，致令盗寇满中原。故排满为九世复仇，此也符合春秋大义。是和追求天赋权利，有生以来之自由、人类平等的诉求结合在一起的。因当年打压杀害的惨烈，而不得不潜入地下，再度的反抗，就有一个酝酿、生长、爆发的过程。在曾国藩时代，还未完全破土，必待孙中山及其助手出，方才有公然的大举，以超越的大智慧从根本着手，解除轮回式的被奴役的宿命，来造成宪政治国的构架和雏形。

辛亥革命起来，先以“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为纲领；但等到民国肇建，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这是史上未有的共和精神，失却这种宽容，很难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杀伤颇巨，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后台资助者也不问罪、也不责罚。如此民族精神和向度，洵堪奠定真正的终极目标：*制度。

（六）

曾国藩的时候，虽然令后人扼腕，但他的行为，又是符合这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的。试比较早前的岳钟琪对曾静的处理，国藩到底进步得多了。“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2，《致胡林翼》）。“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面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转自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对社会弊端的根本认识，锥心痛愤，故其伟岸，不仅做了晚清的柱石，更在政治思想达于对人本的考量，对人的处境的追问。事实上，如欲澄清吏治、扶持社会正义，其要件端在得人。而专制体制的本质，又在对于人性的杀灭，其所依靠者为暴力*和奴才文化，道德因素的滥用令其等于虚设，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明君贤臣，只是昙花一现，其恶果循环不断。此际除了保持文化的传承以外，体制必与世界潮流接轨，否则无法可想。曾氏深深窥见了帝王专制的病灶病因，但他开不出药方或隐约觉察药方当为何者，而不敢开示。这在他那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其头脑和心思，跟他们所依存的背景是一对深沉的矛盾。

他的治兵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战后裁军，那确实是来真的，裁撤善后，俱回原籍；而在征募之初，就是有业者多，无根者少，“求可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而他本人在战后，心力交瘁忧老成疾，“困疲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忪……”（王定安《曾国藩传略》卷四）。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后世的专制国，就更是如此。盖因专制所实行者，为逆淘汰机制，人间良善与才智之士在社会上总是没有市场，在政治上没有空间，而阴险恶徒，翻云覆雨品性下贱，因而嗜杀成性，这些人相当得势，而民众的代价就大了。恶徒尽量获得占有空间，进而以圣人自命，僭称王号，借以骗塞天下耳目，实则与小民争锱铢之利，赶尽杀绝，精神勒索，无所不为。故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曾国藩既不能彻底反抗，则必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选择急流勇退。

他在人生晚期，讨捻军时，已有力不从心之态势——当然不完全是生理原因，他述说观点，已无先前的威重斩截；而指挥部队，更有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当时社会舆论隐然期其自主东南，就人才、武装、大势观之都有可能，至少打成个“三国演义”是没有一点问题的，然国藩不为，后来其天下英雄半入幕的部曲也都渐渐灰心了。人心的承受力很有限啊。

他的病，一半以上是心病，他的力不从心，更多的还是一种困惑。实际上，无论慈禧皇权，还是洪氏天国，对之都是半人半兽难缠难解的实体，两者各有各的不可理喻。

无论他的文化传承怎样的渊厚，心性如何的正大，一时也竟束手无策。他的沉重的疲惫感，实在有着渊深的脱离之念，他虽以清廷为主要“股东”，但其观念隐约已有马放南山之势，纷至沓来的事务，越来越无从措手，主观上不值得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头。

但他以他的履历，这种脱离之念当然不可能发展为实际举动，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忧郁成疾，他的脱离之念，就以牺牲老命的代价为最后之结果。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8）。对外交际，薄物细故，他主张不必计较，唯事之重大者，则当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态度、心理方法都与林则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办理外交纠纷时，为洋人所说几句公道话，同时也违心处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员，引致各方怨恨，而导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遣散湘军，用心很深，也有讽刺李鸿章脚下的淮军之意。而且，解散以后，湖南人郁闷惨切，相率加入会党，这是在为渊驱鱼。“我们并不是故意找理由为曾国藩辩护，从全盘历史上看，他确实有他的机栝，他的辞节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中内轻之渐，同时并有与贤才共天位之意，天下的事情多么繁赜，尽一个人能包办得了吗？……这种恢廓的思想和豁达的态度，真不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理想人物了”（萧一山《曾国藩传》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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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人格理念

虽然同属于改良派的阵营，但谭嗣同和康有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还是大有区别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于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给黄兴写信，还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