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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于是，曾经在创业初期放出“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的不悔誓言的史玉柱并没有照他自己所说的，真的去跳海自寻短见。大丈夫能屈能伸。有着疯狂赌性的史玉柱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以下便是史玉柱的一位故友对当时的回忆：

他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样清瘦，穿的还是那种蓝色的巨人制服并扎着公司标识的巨人领带，说话的频率还是那样急促，他紧握着我的手，拉着我就往里面走。

史玉柱没有家，他永远都住在公司里，他的大套间最外一间是公司的小会议室，里面一间小的是他的卧室。

我们就在会议室相对而坐。他笑着，问候我，我笑着，问候他。史总憔悴了，看得出精神状态很不好，这一年的风风雨雨是怎么过的，可以推理不可以想象。史总，你应该调整一下自己，事到如今，急也没有用，但身体是本钱，我心里这么想，但是话却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好。我首先就我的辞职向史总致歉，请求史总谅解，史玉柱不接我的话题，看来他确实没有计较我，他一句意味深长的“都像你这么光明正大地走就好了”，引出了他的话题。

他的话题是讲人，是讲与人相关的人世沧桑。

为了缓和气氛，以及宽慰史总的内心压力，我讲了个故事给他听，这故事的题目叫“光头理论”。

我说，“史总你看我头上的头发是多了还是少了？”我的头发是多是少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说十年前我就开始脱发，每天早晨都见枕上一片，我每天都是一根根数着捡起来，很寒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寻求一些药物——涂抹的和食用的，力图制止脱发。但我的头发还是一如既往地循序渐进地脱落，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久不见面的人说，哇！你今年才三十几呀，怎么头都‘开了顶’的时候，我开始正视我的现实，我特意用照相机自上而下俯拍我的头，留下这些照片后，我停止了我的救援行动，一切随其自然吧。又这么多年过去了，第一次见到我的人，却一直认为我的头发还是那么多，总有一束“基本法”遮挡我的光芒，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的，我也再没有“对不起观众”的心理压力，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假设真的有那么一天，我的头发一夜间长出来了，或者我弄了一套假发戴上了，那一定会使一大批人不认识我了。

我的故事使史总一下子听懂了，他笑了，笑了很长时间。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不知他是否可减轻债务问题对他的压力。我们接着谈，气氛缓和了很多。

史玉柱告诉我，巨人危机爆发后，大部分人（包括部分记者）再也没有怒气冲天或者颐指气使地谈巨人的事情了。法院的人经常来，但没有一家法院能够真正查封巨人的资产——这栋大楼和那个工地，查封了也没法拍卖，因为巨人的资产比较大，成整体，巨人的债务大都是散成几万几十万的小债务，这债务清偿实在没法操作。史玉柱告诉我，对巨人大厦市里面正在联络一些公司接受，如果能盖起来，就把楼花转过去，巨人多投的几千万，也就搭进去吧，这玩意咱不玩了。

史玉柱真的想开了，我也感到轻松了。

史玉柱对巨人集团轰然倒下的日子，经历颇多，感慨良深，正因如此，他写下了如下的文字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录：

这几年里，我三次去见马克思，但又都回来了。一次是在1997年8月，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到了海拔6000米高度，筋疲力尽的我氧气袋吸空了，但还是让我逃出了死神的魔爪；另一次也是在1997年，在西藏，开车时，遇到公路塌方，车头都埋入了石堆，就差几秒钟就完了；第二次是在1999年9月，在安徽黄山附近，我开着丰田吉普，车上有上海绿谷老总吕松涛，车子以120公里的时速前进时，摔入了一个7米的山谷，但是，我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不过，在脸上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从此，我再不戴玻璃镜片的眼镜了，改用树脂片。

最难过的一段日子是1998年上半年，即脑白金上马前后，那时我连买一张飞机票的钱都没有。有一天，为了到无锡去办事，我只能找到副总借，他个人借了我一张飞机票的钱，1000元，飞到上海，当天赶到无锡，住到30元一晚的招待所时，女服务员认出了我，但她并没有讥笑，相反还送了我一盆水果。那段日子，我真的是一贫如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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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正视失败：史玉柱惜别伤痛，重新上路（2）

最难忘的一刻是1997年1月，“巨人倒下”的事将出未出的时候，那时，我们珠海巨人集团在黄山北大门的太平镇上开业务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突然，珠海传真来了，传真稿上《深圳××导报》头版刊发的《“巨人”史玉柱身陷重围》的标题赫然醒目。这时，我捧着传真，足足沉默了半个小时。我感到，天要塌下来了。事实上，这是“巨人危机”爆发的起点，在这以后的一个月中，铺天盖地的新闻围剿开始了，国内外骂巨人的文章有好几百篇，香港媒体还专门开出了“巨人”专版，连美国、日本、澳洲、新加坡报纸都有。

2．忠心耿耿：四个火枪手

都说“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城邦无近邻”。一朝落马的史玉柱带着负债2亿多元的疲惫身躯被迫离开珠海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巨人员工都如鸟兽般一哄而散。然而，此时的史玉柱并没有想过解散巨人，他告诉自己：他要东山再起，他仍旧要做那个当年无限风光的史玉柱。

不过，令人十分欣慰的是，在史玉柱最为落魄之时，在他身边，仍有“四个火枪手”一直追随着：他们是陈国、费拥军、刘伟和程晨。像这样，跟着史玉柱的还有近20人，他们是：吴刚、贾明星、薛升东、王月红、蒋衍文、张连龙、黄建伟、陈凯、杨波、陈焕然、方立勇、李燃、陆永华、龙方明等等。在读出这些名字的时候，但愿所有人都能怀着敬意，因为在我们这个追求利益至上的时代里，有这么一帮人相助，实在是太难得了。有了这帮人，史玉柱即便没有脑白金，也还会有别的机会。

陈国和史玉柱在大学便十分要好，是史玉柱当年读大学时“睡在下铺的兄弟”，志趣相投的两人尽管随着毕业典礼的到来而各奔东西，但命运的独独安排却让两人在1993年的一次偶然相遇中结成事业伙伴。

1993年，陈国千里迢迢投奔史玉柱，从最早的办事员做起，后来成为了上海健特公司的总经理。在巨人危难之时，陈国担负起了看护巨人烂摊子的重任，留守“革命根据地”，一直到史玉柱实行战略转移，发展新事业。陈国对巨人其中的凄苦无疑是体会最深的。在性格上，陈国的沉稳踏实给了史玉柱许多的补充。这也是为何史玉柱安排陈国独守巨人大厦的原因。

陈国现在回忆当年孤守空旷的巨人大厦，有种说不清楚的感慨，“当时非常无奈，都知道我们没钱，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钱。”

而最令陈国感到为难的并不是独守大楼的寂寞，而是那些气势汹汹上门讨要钱款的债主们。在那段日子里，陈国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全面统计售出去的楼花，并以存档处理。这些资料在后来便成了史玉柱还钱的重要依据。

费拥军则是在巨人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的“忠实老臣”。早年的费拥军只是巨人天津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由于工作勤奋努力，被一再地提升，相继担任过巨人天津公司的副总，新疆分公司的总裁，之后调回珠海总部，在上海健特成立之后出任副总经理。

刘伟作为最早加入巨人的员工之一，曾为巨人立下了汗马功劳。刘伟也是坚决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早在当年史玉柱开发汉卡之时，刘伟就已是史玉柱的得力助手。她在之后也出任了上海健特公司的副总经理一职。刘伟从来都不曾忘记巨人，不曾忘记那个撒下无数青春汗水的梦想之地。

“我刚进巨人的时候，工资是450元，当时大家都在拼命地工作，无怨无悔地努力，经常加班，但从来就没有什么加班费，如此努力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们怎么都不会甘心。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待遇和房子的问题，当时我们的思维是，我们不会去买房子，我们巨人要建一座大厦，到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好大好大的房子。”也许正是怀有这样的梦想，刘伟希望能一直留在史玉柱身边，看着他们的巨人大厦再次直冲云霄。

20岁大学毕业即加入巨人的程晨更是对巨人有着很深的感情。“当时我们班的12个女同学都很羡慕我，他们也非常希望加入到巨人集团来工作。”大学毕业的程晨怀揣着年轻的心跳，“当时我别着巨人的徽章到外地办事，人们总是争着和我握手”。程晨也和所有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激情澎湃，热情似火。

这些人大都具有成功企业经营者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品质：谦和。而他们的锋芒都藏在平淡的举止里面。

在离开巨人之后，费拥军是一直跟着史玉柱的巨人骨干，那段时间跟着史玉柱拼了命地打拼使得他比同龄人显得苍老许多。在巨人“落难”后的两年时间里费拥军居无定所，四处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