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小景吵得他心烦,吉则大手一挥,把靠在墙角的拖把砸在小景头上。一句话的功夫,她立马收声。
「去把地上的血打扫干净,然后给她上药。你要是再哭,你跟她一样。」
小景机械地点着头,泪珠在下巴尖上蹦跳,她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子,「遵命,马上就办好。」
我再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冲谁发火,乡音唤起我的名字,解离感却包裹我,像是整个身体都在血色的泡沫中摇晃,有小虫一样的东西顺着皮肤爬行,我知道那是冒出的汗。
「我觉得你就是太焦虑了。」
子冈换了语气,不再气焰嚣张地大吵大闹,无比镇定,慢吞吞地说着连他自己都未必能听懂的话,仿佛有陌生的文字掉在地上。我转头看向他,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把针头从胳膊上拔出,留有不到半管的淡红色液体。
他递给我,「要不要?」
我摇了摇头,「不要。」
「不要?」
「对。」我说,「我不跟你用一个注射器。」
「真讲究啊你!」
从那天之后,我总是睡不好觉。
这段时间的噩梦比我这一辈子做的都多。我总是在梦中惊醒,我的梦也总是以嘈杂的形态终止。
因为偷东西被抓了个现行,路人抓着我的胳膊不让我逃脱,大喊着抓小偷;注射器吸饱了液体,却怎么也找不到血管;要不然就是针筒堵了、针头断了、东西洒了……吸毒者的梦境总是大同小异,你很难在睡梦中真正痛快,就像睡着的时候找厕所,基本都找不到,找到了也尿不出来。
我也总是梦见小景,还有那个被割了舌头的女警察。
从颠簸的梦境中撤退出来时,身体总是被汗水包裹,连大口呼吸都成了一种奢望,像是被囚禁在黏糊糊的避孕套里。
我开始分不清,到底是子冈他们太过愚蠢,还是我真的安全?我甚至常常在想,是不是如果我把小景杀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了。
也许守宫的决定是对的,这种人就不该留。
我是真没想到子冈他们会莽撞到直接去绑架警察,我开始后悔自己放了小景,可是如果让时间退回到那天晚上,我依旧下不去杀人的手。
我得了「恐警症」。
严重的被害妄想,在大街上哪怕谁多看我一眼我都觉得不舒服,我看谁都像警察,也看谁都是警察。我总是疑神疑鬼,在成都的每一天都让我神经衰弱,再也不愿意相信任何人。
也许我应该躲一阵子。
我听说布拖县新上了一个书记,他搞了一套另所有人都恨得咬牙的禁毒方法——检查针眼,只要看到你胳膊上有扎针的痕迹,你就会以「毒瘾罪」被关禁闭,全家支都跟着罚款。
原来精神疾病根本就不是城里人编出的多愁善感的把戏,我变成了惊弓之鸟,我害怕别人知道我吸毒,然后把我这两年乱七八糟的破事都扯出来。
我也开始表现出一些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了的病态行为,比如我再也不往胳膊上和手背上扎针,而是只扎在脚踝上,并且执着于反复在一个针眼上扎。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左右脚踝上两个血管都堵住了,我甚至打算打在大腿根上。
一旦你长期在某个固定的地方注射,就很容易形成一条血栓。那片血管会变得干瘪又迟钝,寻找可以注射的血管的过程,是我们每次必经的一场博弈。
外国人管它叫猜火车,中国人管它叫蚂蚁上树。
扎针让我害怕,不扎针我做不到。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委屈,我只不过是出于心软把小景藏起来了而已,我从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很想找人倾诉,可我根本不知道应该告诉谁,我不敢告诉任何人。
阿谭总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了,我没告诉她,我只是说我想回家。
在回昭觉的火车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感觉自己最近过得简直像老鼠一样。我不知道这次回来要待多久,也不知道回成都之后要怎么办,很累,又不敢合眼,我裤子口袋里放了几包锡纸,隔几分钟我就摸一下,怕有人偷我东西。
村子里安静地可怕,土路上停了几辆崭新的车,不属于乡土的明快色彩,我甚至看到了几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他们看我,我也看他们。我在成都都很少见到外国人,也不知道他们来利姆做什么。
离得很远我就看到我家门上有个鲜艳的小红点,走近了,那是一块像收音机那么大的铁牌,像血一样红,上面印着白色的字:中英计划,还有一长串洋文。
熟悉的家。我深呼一口气,敲门,几秒钟后屋内传来脚步声,我的心跳开始加速,破败的木门夹着嗓子惊叫,看到屋内的人时,我却一瞬间吓得愣住了。
开门的人居然是我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