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上官家女儿的鼻子有共同之处,都是高耸的;不同之处是,上官家女儿的鼻尖是小蒜头的形状,显得愚蠢又可爱,而这洋女人的鼻头弯了一个钩,使她的脸上有几分食肉猛禽的表情。她的额头很短,每当她瞪眼时便出现—些深深的皱纹。我知道大家都在注视着洋女人,但我可以自豪地说,谁也比不上我的观察细致,谁也不如我收获多,我的目光穿过她身上厚厚的皮毛,看到了她那两只与我母亲的Ru房体积差不多大的Ru房,它们的美丽,使我几乎忘记了饥饿和寒冷。 “为什么要卖孩子呢?”青年举起缠手绢的手,指点着我的颈插谷草的姐姐们。 母亲没有回答他的问话。难道这种愚蠢的问题还值得回答吗?青年转过头,对洋女人咕噜着。洋女人注意到了在母亲怀里包着上官来弟女婴的紫貂皮大衣。她伸出一只手,摸了摸皮毛,她接着便看到那女婴的豹子般的、懒洋洋的阴险目光。她避开了女婴的目光。 我盼望着母亲能把上官来弟的孩子送给那洋女人,我们也不要一分钱,我们还可以把上官来弟的紫貂皮大衣送给她。我厌恶这个女婴,她毫无理由地分食属于我的|乳汁。连我八姐上官玉女都没资格分食我的|乳汁,凭什么给她吃?!上官来弟那两只奶子闲着干什么呢? 沙月亮吐出上官来弟的奶头,呸呸地吐着脓血,然后又用水漱了口。他说:“这就好了,你这是积奶成疮。”来弟满面泪水,说:“老沙,咱们这样,像被狗撵着的兔子,到啥时是个头?”沙月亮抽着烟沉思着,瘦脸上凶巴巴的表情,他说:“妈的,有奶便是娘,先投日本吧,好就好,不好再拉出来。” 洋女人逐个地看了我姐姐们一遍。先看了脖子上插着谷草的五姐六姐,又看了不插谷草的四姐、七姐和八姐。对司马家的小王八蛋他们不屑一顾,对我他们表示出一定兴趣。我想我的优势是我头上柔软的黄毛。他们观察姐姐们的方式十分奇特。那青年按着这样的程序命令我的姐姐们:低头。弯腰。踢腿。双手并拢高举。双臂前后摇动。张大嘴巴喊啊——啊。笑一笑。走几步。跑几步,姐姐们温驯地执行着那青年的命令。洋女人专注地观看着。她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最后,她指了指我七姐,对那青年咕噜了几句。 那青年对母亲说——他指指洋女人——这是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她是个大慈善家,想抱养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孩为养女。她看中了你们家这个女孩。这是你们家的福气。 母亲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她把上官来弟的女婴交给我四姐,腾出怀抱,搂住了我七姐的头。“求弟,好孩子,你的福气来了啊……”母亲的眼泪乱纷纷地落在七姐的头上。七姐呜呜咽咽地说:“娘,我不愿跟她去,她身上的味道不好闻……”母亲说:“傻孩子,人家那才是好味呢。” 青年有些不耐烦地说:“行啦,大嫂,谈谈价钱吧。” 母亲说:“先生,既然是给这位……夫人当养女,孩子就算掉到福囤里了,俺不要钱……只求能好好待俺的孩子……” 青年把母亲的话翻给洋女人听。她用生硬的汉语说;“不,钱还是要给的。” 母亲说:“先生,问问夫人,能不能再要一个,也让她们姐妹有个伴儿。” 青年把母亲的话翻过去。那个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坚决地摇了摇头。 青年塞给母亲十几张粉红色的钞票。然后,对那站在马旁的车夫招招手。车夫小跑着过来,对青年鞠了一躬。 车夫抱起我七姐走到马车边。这时,她才大声地嚎哭出来,并对着我们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姐姐们齐声嚎哭着,连司马家的小可怜虫也咧开嘴,哇,哭一声,歇一会儿,再哇一声,再歇一会儿。车夫把我七姐塞进车里。那洋女人随着也钻进了车。青年即将上车时,母亲追过去,拉着他的胳膊,焦急地问:“先生,夫人住在哪儿?”青年冷冷地说:“哈尔滨。” 马车驰上官道,很快消逝在树林背后。但七姐的哭声、马铃铎的叮咚声、伯爵夫人Ru房的香气,永远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 母亲举着那几张粉红的钞票,好像变成了一尊泥塑,我也变成了泥塑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天晚上,我们没有露宿街头,而是住在一家小客栈里。母亲让四姐出去买十个烧饼。四姐却买来四十个热气腾腾的水煎包,还有—大包烧肉。母亲恼怒地说:“四嫚,这可是卖你妹妹的钱!”四姐哭着说:“娘,让妹妹们饱吃一顿吧,您也饱吃一顿吧。”母亲哭着说:“想弟,这包子,这肉,娘怎能咽下去……”四姐说:“您不吃,可就把金童饿毁了。”四姐的劝说非常有效,母亲含泪吃包子吃肉,为了分泌|乳汁,喂我,也喂上官来弟和沙月亮的女婴。 母亲病了。 她的身体烫得像刚从淬火桶中提出来的铁器,冒着腥臭的热气。我们坐在母亲周围,大眼瞪着小眼。母亲闭着眼睛,嘴唇上全是透明的水泡,许多吓人的话从她嘴里冒出来。她一会儿大声呼叫,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用欢娱的腔调说,一会儿用悲哀的腔调说。上帝、圣母、天使、魔鬼、上官寿喜、马洛亚牧师、樊三、于四、大姑姑、二舅舅、外祖父、外祖母……中国鬼怪和外国神灵、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我们知道的故事和我们不知道的故事,源源不断地从母亲嘴里吐出来,在我们眼前晃动着、演绎着、表演着、变幻着……理解了母亲的病中呓语就等于理解了整个宇宙,记录下母亲的病中呓语就等于记录下了高密东北乡的全部历史。 皮肤松弛、脸上长满痦子的店主被母亲的呼叫声惊动,拖拉着松松垮垮的身体,急匆匆地来到我们房间。他伸手摸摸母亲的额头,连忙缩回手,焦急地说:“快请医生,要死人啦!”他看看我们,问四姐:“你最大?”四姐点点头。“为什么不请医生?姑娘,你怎么不说话?”店主问。四姐哇啦一声哭了。她跪在店主面前,道:“大叔,行行好,救救俺娘吧。”店主道:“姑娘,我问你,你们还有多少钱?”四姐从母亲身上掏出那几张钞票,递给店主,道:“大叔,这是卖俺七妹的钱。” 店主接过钱,说:“姑娘,你跟我走吧,我带你去请医生。” 花光了七姐换来的粉红钞票,母亲睁开了眼。 “娘睁眼了,娘睁开眼了!”我们眼含泪花,齐声欢呼。母亲抬起手,逐个地抚摸着我们的脸。“娘……娘……娘……娘……娘……”我们说。“姥姥,姥姥。”司马家的小可怜虫结结巴巴地说。“她呢?她……”母亲伸出一只手,说。四姐把包在紫貂皮大衣里的她抱过来让母亲抚摸。母亲抚摸着她闭上了眼睛,两滴泪水从眼角流出来。 店主闻声进来,哭丧着脸对我四姐说:“姑娘,不是我心狠,我也是拖家带口,这十几天的店钱、饭食钱、灯烛钱……” 四姐说:“大叔,您是俺家的大恩人,欠您的钱,俺一定还,只求您暂时不要撵俺,俺娘她还没好……”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八日上午,上官想弟把一沓钞票递给大病初愈的母亲,她说:“娘,欠店主的钱我已经还清了,这是剩下的钱……” 母亲惊问:“想弟,你从哪儿弄来的钱?” 四姐凄然一笑,说:“娘,带着弟弟妹妹回去吧,这里不是咱的家……” 母亲脸色惨白,抓着四姐的手,问:“想弟,告诉娘……” 四姐说:“娘,我把自己卖了……价钱还可以,店主帮着讨了半天价……” 妓院老鸨像检查牲口一样把四姐全身检查了一遍,说:“太瘦了。”店主道:“老板,一袋米就催胖了么!”老鸨伸出两根指头,说:“二百块钱吧,我做个善人,积点德!”店主道:“老板,这姑娘的娘病了,还有一群妹妹,再给她加点吧……”老鸨说:“嗨,这年头,善门难开呐!”店主求情。四姐跪下。老鸨道:“好吧,我这人心软。再加二十吧,顶破天的高价了!” 母亲身子晃了晃,缓慢地跌倒在地。 这时,我们听到一个沙哑嗓子的女人在门外大声吆喝:“姑娘,走吧,俺可没那么多闲工夫等你!” 四姐跪下,给母亲磕了一个头。她爬起来,摸摸五姐的头,拍拍六姐的脸,揪揪八姐的耳朵,匆匆忙忙捧起我的脸亲了一口。她双手捏着我的肩膀,用力晃了晃,激|情漫卷的脸犹如风雪中的梅花。 “金童啊金童,”她说,“你好好长,快快长,咱们上官家可全靠你了!”说完,她的目光在屋子里转了一圈,鸡鸣般的哽咽声冲出喉咙。她捂住嘴巴,像要跑出去呕吐一样,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第十六章
我们原以为一进家门就会发现上官领弟和上官吕氏的尸首,但眼前的情景与我们想象的大相径庭。院子里热闹非凡,有两个剃着崭新光头的男人,坐在正房的墙根,低着头,认真地缝补衣服。他们穿针引线的动作十分娴熟。还有两个人,紧挨着缝补衣服的人坐着,同样是闪着亮光的崭新的头,同样是十分认真的样子,他们俩在擦拭两杆乌黑的大枪。还有两个人,在梧桐树下,一个站着,手持一柄闪闪发光的刺刀,另一个人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脖子上围着一块白布,湿漉漉的头上,噼噼叭叭爆裂着肥皂的泡沫。站着的人屈起腿,把手中的刺刀在裤子上反复擦了几下,然后,一手捏住满是肥皂泡的头,一手举起刺刀,比量着,仿佛在寻找下刀的位置。他把刺刀按在那爆裂着肥皂泡沫的头颅正中,撅起屁股,手臂往下滑动,一刀到底,便将一大片湿漉漉的头发刮下来,闪出一块青白的头皮。还有一个人,在我们家囤过花生的地方,双手攥着一把长柄的大斧,劈开双腿,面对着一个老榆树盘根。他的身后,是一大堆劈好的木柴。他高高地举起斧头,让闪光的利器在空中略微停顿一下,然后猛地劈下去。斧头下落时他嘴里嗨了一声,斧刃深深地楔进树根里。他用一只脚踩着树根,双手摇撼斧柄,艰难地把斧刃拔出来。他退后两步,摆好姿势,往手里啐几口唾沫,又一次高举起斧头,榆木根盘响亮地裂开,一块劈柴像炮弹皮子一样飞出来,击中了上官盼弟的胸脯。五姐尖叫了一声。缝补衣服和擦枪的人抬起头来。剃头的人和劈柴的人扭过头来。被剃头的人倔强地抬起头来,但随即又被剃头的人用手按下去。“别动。”他说。劈柴的人说:“是讨饭的来了,老张头,老张头,讨饭的来了。”一个围着白围裙、戴着灰帽子、满脸皱纹的人弓着腰从我家堂屋里跑出来。他高高地挽着袖子,胳膊上沾着面粉,和善她说:“大嫂,另跑个门吧,我们当兵的吃定量,省不出饭来打发你们。” 母亲冷冷地说:“这是我的家!” 院子里的人顿时愣住。那个顶着一脑袋肥皂沫子的人猛地跳起来,抬起衣袖,擦干净被脏水污染了的脸,对着我们哇哇怪叫。他是孙家的大哑巴。 哑巴跑到我们面前,嘴里哇啦,双手比划,表达了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意思。我们困惑地望着他那张线条粗糙的脸,心里萌生着许多毛茸茸的念头。哑巴眨动着土黄|色的眼珠子,肥大的下颚连连抖动。他转身跑到东厢房里,拿出了豁边的青瓷大碗和那幅鸟画,对着我们炫耀。剃头的人提着刺刀走上前来,拍拍哑巴的肩膀,问:“孙不言,你认识她们?” 哑巴放下碗,捡起一块劈柴,蹲在地上,写出一行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的大字:“她是我的丈母娘。” “原来是大婶子回来啦,”剃头人热情地说,“我们是铁路爆炸大队一排五班,我是班长,姓王,我们大队来这里休整,占用大婶的房屋,十分抱歉。您的女婿,我们政委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孙不言,他是个好战士,作战英勇不怕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大婶子,我们立刻搬出正房,老吕小杜赵大牛孙不言秦小七,大家赶快搬东西,给大婶子腾出炕来。” 兵们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进正屋里去。他们背着叠得方方正证、捆得结结实实的被子,打着绑腿,脚蹬千层底布鞋,胳膊弯上挎着大枪,脖子上挂着铁地雷,整整齐齐站在院子里。班长对母亲说:“大婶子,你们进屋吧。大家都在这里等着,我去向政委请示。”士兵们都规规矩矩,连那现在叫孙不言的大哑巴也站得挺拔,好像一棵松。 班长提着枪跑走。我们进入正屋。锅上加了两扇用苇席和竹片制成的笼屉,灶膛里燃烧着劈柴,火势凶猛,水在锅里响,蒸气从笼屉缝里蹿出。我们嗅到了馒头的香气。那个老伙夫,抱歉地对母亲点点头。他很慈祥。他往灶膛里塞劈柴。“原谅我未经同意改造了你们家的锅灶,“他指了指通往灶膛下边的一条深沟,说,“十几个风箱也不如这条沟。”火苗子轰轰响,使人担心锅底被熔化。面色红润的上官领弟坐在门槛上,眯缝着眼睛,注视着从笼屉的缝隙里蹿出来的蒸气。那些蒸汽飘飘袅袅,瞬息千变,果然越看越好看。 “领弟!”母亲试探着叫了一声。 “姐姐,三姐。”五姐六姐叫。” 上官领弟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们一眼,好像与我们素不相识,也好像我们与她根本没有分离开过。 母亲带着我们看了看收拾得很清爽的房间,感到坐立不安,处处拘谨,只好重新回到院子里。 哑巴在行列中对着我们扮鬼脸。司马家的小东西大着胆子去摸他们绑得结结实实的腿。 班长带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进来。他说:“大婶子,这是我们蒋政委。” 蒋政委白净面皮,嘴上无须,中等个头。腰里束一根宽皮带。胸前衣兜里别着一杆金笔。他客气地对我们点点头,又从腰后的牛皮挎包里模出一把花花绿绿的东西。他说:“小朋友们,请吃糖。”他将手中的糖平均分配给我们,连裹在紫貂皮大衣里的女婴也得到两块,由母亲代领。我第—次尝到了糖的滋味。政委说:“大婶,希望您能同意这个班借住您家的东西两厢。” 母亲麻木地点点头。 政委捋起衣袖,看看手表,大声问:“老张,馒头蒸好了吧?” 老张跑出来,说:“就好了。” 政委道:“你安排给孩子们开饭,尽她们吃,回头我让事务长给你们补足差额。” 老张连声答应。 政委对母亲说:“大嫂,我们大队长想见见您,请您跟我走一趟。” 母亲欲把怀中的女婴递给五姐,政委伸出一只手,说:“不,抱着她吧。” 我们跟随着政委——其实是母亲跟随着政委——我在母亲背上,女婴在母亲怀中——走出胡同,穿过大街,来到福生堂大门口。两个持枪肃立的士兵脚跟并拢,左手拄枪,右手并拢,从胸前弯过去,按在雪亮的刺刀刃上,对我们行了一个持枪注目礼。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弄堂,最后进入一个大厅。大厅正中摆着一张紫色八仙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两个大盆。一个盆里是野鸡,一个盆里是野兔。还有一笸箩白得发蓝的馒头。一个络腮胡须男人笑着迎上来,说:“欢迎,欢迎。” 政委说:“大嫂,这是我们鲁大队长。” 鲁大队长说:“听说大嫂也姓鲁?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 母亲说:“长官,我们犯了什么罪?” 鲁大队长一怔,爽朗地大笑,笑罢,说:“大嫂误会了。请您来,没有别的意思。我与您的大女婿沙月亮十年前曾是交杯换盏的朋友,知道您刚刚归来,特意备酒为您洗尘。” 母亲说:“他不是我的女婿。” 政委道:“大嫂何必隐瞒呢?您怀里抱着的,不就是沙月亮的女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