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像个“跟屁虫”似的追着这群哥哥姐姐们,上上下下的为他们端茶倒水,被当个三孙子似的使唤,可心里边还特乐意,那一刻我简直羡慕死他们啦!
唯有父亲悄悄一个人坐在里屋的床头,默默地叹息:哎!这群小兔崽子,怎么就这么生分呢!真的就没爹没妈?没兄弟姐妹?难道都是从石头子儿里蹦出来的?
工夫不大,“乌鸦”和“麻雀”就一哄而散了,看着他们的背影,父亲咬着牙小声骂了一句:“不见棺材不落泪!”
要远行的孩子真的没哭,但是他们的家长哭了,我的父亲纪元哭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在灯下用他那比女人还要纤细的手,一针一线地为女儿缝补棉大衣。再没有类似蒜条金之类的宝贝可以往里边藏了,父亲就把当年梦璋曾逼着自己穿走的那件皮坎肩找了出来,一点一点地拆开,将柔软的皮毛悄悄垫进了我姐的棉大衣里,祈望它能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为女儿聊挡风寒。
父亲一边缝纫一边默默地掉眼泪,那是男人的眼泪,苦涩而又复杂。伴着眼泪的,是他大口大口咯出来的鲜血。
。。
来自北大荒的“呼救”
1969年的10月24日,我姐终于盼到了出发的哨音。
那一天偏偏是瑟瑟秋风,冷冷苦雨,父亲带着我;来到学校为女儿送行。
其实我姐是个挺矫情的女孩,从小就总跟我打架,而且永远是她“战无不胜”,我曾经恨得她牙根痒痒。于是暗地里想:她走就走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至少以后没人再欺负我了。
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而且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的眼泪,尤其是在最后分手的那一刻,我姐快速地、偷偷地把一块钱塞到我手里,然后又使劲把我的手攥了两下,那意思是:“别声张!”
我觉得我姐是那样的慈爱,那样的疼人,于是就拽着她的衣角哭着嘟囔:“不要你的钱,你能不能别走?我再不跟你打架了……”
父亲一把将我拉开,把那一块钱重新放进我姐的衣袋里,然后又掏出来少许零钱,让她看着将这把零钱都放在了我的手中,我姐就朝我们微微一笑,然后紧紧地咬住嘴唇。
队伍集合了,我姐因为个子矮就排在第一行的第一位,她手里举着红旗,小辫儿甩来甩去,胸脯腆得老高,标准的一个“红色娘子军”的造型,不禁让人想起那个时代任何人都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首毛主席诗词: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只是那本该出现的灿灿曙光,不巧被眼前的冷冷秋雨所掩,因此给这激动人心、蔚为壮观的场景大打了折扣,以至于不少人的脸上罩着一层淡淡的灰色。
踩着欢送的锣鼓点,人们努力地露出近似呆板的笑容。
指挥员一声口令:“报数!”知青们用碎步把各自的位置找准,向前边的人看齐,然后高声喊道:“一——二——三——四……”报完数,他们就列队出发,爬上一辆辆敞着篷的解放牌大卡车。
我姐排列的那只队伍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父亲举起手臂,最后一次向女儿招了招,并把身体尽量向前倾过去,想凑得再近一些。他朝着我姐喊道:“白静同志,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团!入党!”
一阵劲风掠过,呼啦啦的红旗漫卷。
那旗子呀,就像一块轻柔的红色纱巾,抚摩着我姐稚嫩的面庞,我惊愕地发现,贴在她脸上的那一角红旗,刹那间竟被沁湿了。
两个星期过去,我姐寄来她赴北大荒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信的开头,就十三不靠地甩出来两句豪言壮语:
“我愿做大兴安岭上的青松,不当城市温室中的花朵!”
并随信寄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身穿棉制的军大衣,头戴军棉帽,只是没有领章帽徽罢了,要不然还真以为她是个女兵呢。
这张照片简直就像一针“兴奋剂”,一下子又把父亲的革命激情给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