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受伤了。”
“不过是掉了两颗牙齿。”
“到这边来,我给你洗洗脸。”没等我再次表示异议,她已经穿好衣服——我没见过哪个女人穿衣服会这么快。她慢慢地、十分小心地替我洗脸。
“你在楼上干什么?”我问。
“祈祷。”
“向谁呢?”
“向任何可能存在的东西。”
“还是赶快下楼更实际。”她的严肃让我感到害怕。我想逗逗她,让她别这么严肃。
“我下过楼。”她说。
“我没听到你的声音啊。”
“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我看不到你,最后只看见门下伸出来你的一只手臂。我以为你死了。”
“你不妨过来查看一下。”
“我过来过,但是掀不动那扇门。”
“门并没有把我卡住,有地方能把我挪开。那样我就会醒过来。”
“我不知道。当时我确信你已经死了。”
“那么也就没什么好祈祷的了,对吧?”我逗弄着她,“除非是祈祷发生奇迹。”
“你在很绝望的时候,”她说,“就会祈祷发生奇迹。穷人不是会碰到奇迹吗?我就是个穷人。”
“等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再走吧。”我说。她摇摇头,径直走出了屋子。我跟在她身后走下楼梯,违背自己意愿地缠着她。“今天下午能见到你吗?”
“不,不行。”
“那么明天的什么时候……”
“亨利要回来了。”
亨利,亨利,亨利——我们的关系里自始至终都回响着这个名字,它给每一阵开心、逗乐或者欢快的心情都泼上了凉水,提醒我说:爱情会死亡,而温情和习惯会取胜。“你不用这么害怕,”她说,“爱不会终结……”而在亨利家的门厅里再次见到她,听到她说“是你吗”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