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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楚时间又过去了多少天。从前心里有过的那种烦恼与不安重又降临。处于这种阴郁愁闷心境中的人说不清楚日子长短，就像盲人注意不到光线的变化一样。我是在邂逅亨利以后的第七天还是第二十一天决定自己的行动计划的？在事隔三年的现在，我对当时的情景只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记得当时自己夜不成寐，沿着公共草坪的边沿转悠，站在池塘边上或者那座十八世纪时建造的教堂门廊下面，远远张望着他们的房子，抱着那万分之一的希望，企盼着房门打开，萨拉从那几级没被炸坏的、已被人踩得溜光滑亮的台阶上走下来。但企盼中的时刻从未到来。多雨的日子已经结束，晚来天气晴朗带霜，但那座房子就像一只本来有玩偶进出预告天气好坏，而如今已经弄坏了的晴雨盒一样，里面既没有男人出来，也没有女人出来。我再也没看到亨利在黄昏后从草坪上走过。或许他对自己告诉我的事情感到羞愧，因为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写下“安分守己”这个词时是颇带几分嘲笑意味的，不过如果审视一下自己内心的话，我就会发现自己对安分守己的人有的只是钦佩和信任。他们就像人们从公路上过往的汽车里看到的茅顶石墙的村落一样，看上去如此平静，让人油然想到祥和与安宁。

我记得在好多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乃至星期里，自己老是梦见萨拉，醒来后有时痛苦，有时高兴。一个人如果整天都想着一个女人，那就并不一定非要等到晚上才能梦见她。当时我正试图写一本书，但就是写不成形。我每天写五百个字，可是人物怎么也活不起来。写作当中有如此之多的东西取决于日常生活中那些表面的事物。作者可能在忙着买东西，申请所得税退税，或者同人进行偶然的交谈，但在他的大脑里，无意识流却在不受搅扰地继续流动，解决着种种问题，计划着将要做的事情。等到他没精打采、有气无力地坐在书桌边时，词语就会从天而降，突然来到笔下。本来卡了壳、没法再写下去的场景又会开始往下发展。在他睡觉、购物或者同朋友闲聊的时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这种仇恨和猜疑的情绪，这种破坏的激情，却比写作中的书籍本身更加深沉——无意识会转而听命于它们，于是终于有那么一天早晨，醒来后我便知道（就好像夜里已经筹划好了似的）：今天自己要去拜访萨维奇先生了。

委托服务业是一类多么稀奇古怪的行业啊！人们委托律师，委托医生，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话，我想还会委托神父。现在我又在这张单子上加上了私人侦探。亨利认为，去私人侦探事务所会招来别的委托人注意，这个想法真是大错特错。这家侦探事务所里有两间等候室，我被单独带进了其中一间。这地方同你在维戈街上看到的很不一样，这点颇为奇特——办案人的外间办公室有股类似发霉的味道，等候室里则放着一些更像是牙医诊所候诊室外会出现的时髦杂志——其中有《时尚芭莎》《生活》以及若干法国时装杂志。带我进去的人态度有点过于殷勤，穿着也有点过于考究。他为我拉过一把椅子，将它放到壁炉边上，又十分小心地关上了房门。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个病人，而且我猜想自己真的是病了，病得严重到要让医生用时下闻名的休克疗法来给自己治疗嫉妒症的程度了。

萨维奇先生身上引起我注意的东西首先是他的领带：我估计它代表着某个公学的男校友会；其次是他那张淡淡地刷了几笔妆粉的脸刮得有多么干净；随后，是他的前额，灰白色发际线开始后退、闪闪发亮的前额，一盏体现着理解、同情和急于助人一臂之力愿望的指路明灯。我留意到在同我握手的时候，他很奇怪地拧了一下我的手指。我想他一定是个共济会【12】会员。如果当时我能同样回拧一下他的手指，缴费时说不定还能得到特别优惠呢。

“本德里克斯先生吗？”他说，“请坐。我觉得这把椅子是最舒服的。”他替我掸了掸椅垫，小心周到地站在我身边，直到我成功地屈身坐进椅子为止。随后，他拖过来一把直背椅子，放在我身边，好似要为我号脉。“现在你用自己的话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我想象不出除了用自己的话以外，我还能用别的什么话。我觉得窘迫不安，心里不是个滋味：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得到同情，而是出钱（如果出得起的话）来换取某种实际的帮助。

我开口道：“我想知道你们替人盯梢的服务收费是多少？”

萨维奇先生轻轻抚弄了一下自己的那条带条纹的领带，说：“现在别为这个操心，本德里克斯先生。我为这回首次咨询收费三几尼【13】，不过如果你不想再往下进行了，那么我分文不取，什么也不收。最好的广告，你知道，”他像插入体温表给人量体温那样顺溜地把“陈词滥调”插了进来，“就是满意的顾客。”

我想，在一般场合下，我们所有人的行为都差不多，讲的话也一样。我说“这个案子很简单”，同时十分恼怒地意识到：在我开口讲述以前，萨维奇先生其实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在我不得不说出的情况里，没有一样东西是萨维奇先生会感到奇怪的；在他能从我的口述中挖到的材料里，没有一件不是当年已被挖出来过几十遍的。就连大夫有时也会被某个病人的病情弄得束手无策，而萨维奇先生却是个只治一种病的专家，这种病的每个病征他都熟悉。

他用一副温文尔雅得让人难过的腔调对我说：“不着急，慢慢说，本德里克斯先生。”

我像他的所有其他病人一样变得局促不安起来。

“往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解释道。

“啊，往下是我的工作了，”萨维奇先生说，“你需要做的只是给我情绪和气氛。我想我们是在讨论本德里克斯太太？”

“并非如此。”

“可人家是这么叫她，对吧？”

“不，这一点你全搞错了。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太太。”

“是你的朋友派你来的？”

“不是。”

“或许你同那位女士很——亲密？”

“不，一九四四年以后我只见过她一次。”

“这我恐怕就弄不太明白了。你说过的，这件案子是要派人去盯梢的。”

直到这会儿，我才意识到他让我多么恼火。“一个人是爱是恨，”我冲他发作起来，“难道都不能那么长久吗？别搞错了，我只是你那些嫉妒的委托人当中的一个，我并没有说自己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是我的案情里有段时间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