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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诉状争辩焦点明确，即公司对乔远的停飞处罚是否合规。

于是，在提供证据材料阶段，审判员宣读完证据清单，问上诉人和被诉人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严岸阔作为上诉人代理，摇头示意没有；被诉人代理却站出来说：“我这边申请补交新证据。”

一石激起千层浪，审判员的面色明显不悦：“请被诉人说明逾期提交证据的正当理由，否则法院可以依法不采纳该证据，或对逾期方进行处罚。”

被代面不改色地说：“被诉人的手机数据已经清理，今天才从通讯公司调出记录。A航人事在3月9日下午3点打给上诉人这通电话，为了向他调查两万元回款的去向。可以证明，上诉人是在调查之后才受到威慑还款，主观有收款故意。”

“胡扯！”乔远一时没绷住，越过严岸阔，猛地站起来，“调查是第二天才开始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请上诉人坐下并保持安静。”

“……对不起。”乔远深吸一口气，退回座位。严岸阔给了他一个眼神，意思是不要慌张。

3月9日下午3点的通话，在乔远还款之前，对他们来说着实不利。严安阔的拳头紧了紧，这个突发状况，需要时间平复呼吸。

审判员拿到新证据，转头问严岸阔：“上诉人是2023年3月1日下午两点收到章东两万元汇款，3月9日晚上十点才返还，中间为什么存在八天间隔？”

严岸阔事前了解过情况，回答迅速：“上诉人当时父亲正在做手术，上诉人忙于医院陪床，没开银行流水提醒。且章东汇款后没有任何说明，难以及时被发现。”

审判员点点头，又问被代：“你刚提交的新证据，是3月9日晚上八点与乔远的通话记录，显示时长1分45秒，是否有通话内容录音？”

“这个没有，被诉人刚换过手机，数据清理过。通信公司未能提供相关录音。”

听到这，严岸阔终于松了一口气。新证据对他们不利，但也没让局面太难看。

审判员又向双方提了几个问题补充调查，总结完本庭焦点，随后便开始法庭辩论环节。

严岸阔从堆积的案件材料中抽取红色标签高亮的一页，一边翻阅一边询问：“被诉人既然没有通话录音，那么如何证明它有关调查？”

被代气定神闲地说：“可是，上诉人也无证据表明，他的还款行为在调查之前。”

这就成了一出罗生门，谁说都有理。

严岸阔轻笑一声，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搭在案卷上：“被诉人作为处分主张方，理应承担对被惩戒方的举证责任。证据不明便下达处分，我认为，属于举证不能、事实不清。”

句句掷地有声，对方也不甘示弱，迅速回应：“相应证据我们早已提交，并在法庭调查环节已经充分说明！”

严岸阔丝毫不让，盯着他的眼睛问：“那么，您认为刚才提交的证据，是否严重到足以停飞两年？”

被代戴着黑框眼镜，镜片中折射出睿智而锐利的眼神，“我认为是的。”

“您认为，上诉人因不满处分而辞职的行为，是否对公司构成110万的损失？”

有经验的律师都能听出来，这种循循善诱的问话其实是在挖坑。被代同样经验丰富，不轻易接茬：“诉状已经提到110万的计算方式，它包含飞行员培训费、违规解除劳动合同赔偿两部分。”

严岸阔稍稍眯起眼，戴起平时并不怎么使用的眼镜，冲对面微微点头，“可根据您提供的发票和培训费用清单，我们发现，其中有5。6万属于服务费，30。1万属于维修费，都不是飞行员培训必修，为何需要上诉人赔偿？”

抠发票函件的字眼也是庭辩拉扯经济问题的常见手段，对方接得稳当：“部分发票出于报销流程或供应商内部审批需要，并没有统一开具培训字样，但都是为了培训服务！”

这个问题如果深究，大有文章，对航司主张的赔偿金额定损非常不利，因此被代早已打好腹稿，只等严岸阔发问。没想到，严岸阔没有继续往下问，而是画风一转，开启另一个话题：“既然您提到培训，我还有其他问题。”

严岸阔跟今天的审判员打过几次交道，他深知对方的风格——考虑周全，主意很正，不喜强势——所以，他选择点到为止，抛出一个疑问的引子，余下的，交由审判员自行判断即可。

“我方提交的证据第18项显示，上诉人2012年完成的所有培训，均由兴源航空发展技术有限公司完成。这家公司股权构成情况复杂，多次受到行政处罚，且定价远高于市场价，为何A航要选择这家作为供应商？”

严岸阔向审判员展示证据结果：“经过三层穿透，我们可以发现，该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刘方明，与A航的执行董事章继，是叔侄关系。而章继，则是本案中主动汇款给上诉人的章东的父亲。”

严岸阔顿了顿，直勾勾地盯着对方律师，微笑着：“请问，被诉人是否认为这些只是巧合？”

点出航司的裙带关系，扰乱对方庭辩节奏，严岸阔这个打法也在对方意料之中。

被代扶了扶眼镜，淡定的说：“我方认为，企业的经营状况与本案无关，不属于庭上质证的必然要素。”

回避问题，这种反应最为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