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运铁路边。
躺在宝宝曾经睡过的床上,我全身瘫软如泥。很久以前,我经常渴望能这样放下自己的身体,让它好好歇息。床,很硬,就像躺在甲板上,天花板上蒙满灰尘。铁路边的这些小平房,都是北京人临时盖起来用来出租的。在偌大的北京城去寻找宝宝无疑是大海捞针。在这里,我除了回忆、回忆再回忆,已经无事可做。
……
那个时候,钟新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某个人某样事物,在头脑里仅仅是个符号而已。而它们的复活,是需要温度和土壤的。
我仍然生活在楚江:读书、工作、结婚。
婚姻的由来,是最传统的形式:相亲。
师范毕业后,我进了教育局,在办公室里当一名小科员。教育局办公大楼是一幢灰色老式建筑,报到那天我从一楼到四楼走了个遍,硬是没明白它到底是如何规划布局的。我的办公室在一楼,漆了绿色底边的墙壁露出斑驳的白,三张老掉牙的桌子:老李一张,老杨一张,我一张。老杨爱抽烟,老李有一天趁老杨不在的时候从他对面搬到了我对面,说受不了烟雾弹,说实在是慢性中毒和慢性他杀。我笑笑,不置可否。
老杨端着茶杯进来了,见老李坐在我对面。哈哈笑着说:美女就是有吸引力呀,老李,可别心动哟。
正在看报纸的老李听老杨这么说,脸上立马爬了一层阴云:杨主任,这叫什么话?我们都是洗了睡的,哪里还有那种激情?再说人家齐姑娘,是神仙妹妹,能在我们跟前坐一坐,那就沾了她的仙气了,凡夫俗子的邪念,万万是不可有的!小齐,你说是不是?
我放下手中的笔,笑着说:李主任,这都是哪跟哪呀?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教育局院子里有一家餐厅,是局长贺长春舅舅的侄儿宏伟开的。不管天冷天热,侧门上的塑料帘子就从未弄下来过,长年累月地挂着,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油灰。每次走进宏伟餐厅,我的心情就非常糟糕,几乎没有食欲,穿了白色衣服完全不敢坐,塑料板凳缝里塞满了黑油灰膏。自己坐下去屁股恐怕要被粘住。还有一次性杯子,薄得不能再薄,小得不能再小,装了茶也不能立起来,在手指缝里扭捏着,歪歪倒倒的,一不小心杯里的花红叶泡的凉茶泛滥,然后顺着一次性桌布倾泻下来,最后,还是落到自己身上。
但就是这样一个餐厅,生意竟出奇的好。原因只有一个:早也吃晚也吃,有客陪着吃,没客自己吃,签字大胆吃。
虽然在里面吃饭心情异常糟糕,但我却不能不去,因为,是办公室的。区教育局办公室虽然只有三个人,但却是教育局里的要害部门。老李是正主任,老杨是副主任,剩下的小兵就是我了。老李喝酒是有分寸的,他的原则是:早晨别喝多,上午有工作;中午别喝醉,下午要开会;晚上要喝少,老婆还得找。而老杨,则实在多了,他说:能喝一斤喝八两,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党;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酒量是胆量,酒瓶是水平,酒风是作风,酒德是品德。老杨说得比唱得都好听,但就是没见他动真格的,名副其实的中听不中用。而当初我能进办公室,一方面是家里找了关系,另一方面是形象与气质,更重要的是,我还能喝酒。在办公室里混,不能不陪酒。办公室有个重要的使命,要联络感情,如何才能联络感情,通过喝酒。宁可让胃喝出个洞洞,也不让感情留下个缝缝。啤酒喝多了尿多,黄酒喝多了话多,我不同,尿不多话也不多,有的是涵养,端着杯子往宏伟餐厅里一站,还是有一定味道和档次的。要身高有身高,要长相有长相,要气质有气质,要文化有文化。说我是教育局的门面,是碗面上的一块肉,一点也不过分。酒桌上,经常有局里的干部端着酒杯色迷迷地盯着我,嘴里冒出有关酒的段子:大家好,大家好,见面喝酒少不了;你不喝,我不喝,国家造酒往哪儿搁?你不醉,我不醉,国家马路谁来睡?那潜台词意思是如果我醉了,他们就有一起睡在国家马路上的可能。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这些党的干部,他们每餐四五两,把胃献给党,满腔热情化作一身酒膘,忙得不亦乐乎。
郁大勇是老李的外甥。也就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个老李。当然,与郁大勇的相识,是老李牵的线。
面对面,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会有故事发生。老李年纪大,不可能和我发生故事。再说,即使有那份心,也没有那份财力与激情了。老李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了。因为工资卡在他老婆那里,每个月头,老李从他老婆那里领取基本开支费100元,其他的,就别想了。老李对他老婆笑着说:幸好我不是女人,否则,来了月经,我连买卫生巾的钱都没有。他老婆说:有意见是不是?你以为我把你的钱贴了哪个野男人?我还不是给你们李家存着,到时候没有钱,哪个媳妇进你家的门?老李说:我哪里敢有意见,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话还没说完,他老婆又开腔了:老李,去超市买瓶酱油回!老李一伸手:钱嘞?耳边一声河东狮吼:你是不是要我查你的帐?这个月你们补发了一笔……?老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忙收回了手,乖乖地说:买,我去买,行了吧?走在路上,老李想:这人哪,活着真没意思,没有一点隐私,连单位前天补发的烤火费她都给查得清清楚楚,在老婆眼里,自己整个一透明人。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婚姻。时至今天,都觉得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和郁大勇走到了一起。老李的介绍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假如没有老李,我会嫁个什么人呢?我对自己仍然没有任何的把握。那也许是老周老张做介绍了。也许只能怪自己,婚姻大事连自己都不着急,还等着别人去关心,那就只能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呢?我又没有个标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没有标准,所以,就没有谈恋爱的动力和热情。而至于答应别人的介绍,那里面还考虑了介绍人的面子问题。和被介绍者见了几次,对方问能不能结婚。想了想自己的年龄,要结就结吧。
对美好爱情以及婚姻的向往,我也许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读师范时,当寝室里的几个姑娘爱得如痴如醉时,我竟然丝毫不动心。所以,我成为寝室的留守女孩。那时最惬意的事情就是把长长的头发洗过之后,靠在床上静静看书。走廊上隐隐约约传来老歌。书里偶尔会掉出一两封男同学的情书,我把它们当作了书中的情节,淡然一笑,仍然把它们放回书里,就像对待书签一样。从自己身上,我相信了一个人是有其生命的低潮与高潮的。我的学生时代恰恰就是我生命周期的低潮。经过十年寒窗,我已经没有激情去恋爱,或者说,懒得去恋爱了。寝室里经常上演的爱情悲喜剧吓着了我,父母婚姻的直白苍白也在面前作了示范,我看不到一种诱惑,自己也很难被诱惑,或者说,眼前根本就没有出现能让我产生诱惑冲动的人。与其饥不择食地去挑一个雄性去恋爱,还不如在书中去看人家怎么恋爱。
现在看来,缺少恋爱元素的大学生活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一天天感到了年龄的压力。激情虽没有到来,但是,我到底等来了另一种情绪,那就是对自己嫁不出去的恐慌。嫁不出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人鄙视的眼光,怀疑猜测甚至中伤。这是另一种累,也是我所不愿发生的。现在有人问我结不结婚,我当然把它作为一个好消息。我就是这么一个时时刻刻为他人着想的人。那是一个星期三的黄昏,郁大勇开完会后和我见面,顺便带给我一条围巾,在街上遛跶几圈,他以商量的口气问:小齐,我们能不能今年把事办了?我妈说她年纪大了。
我手里拿着围巾,想了想,说:那就办了吧。那种语气更像是确定一个合同。
郁大勇说:谢谢你!我妈吃了很多苦,我不想让她失望。
我说:我答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