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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我又惊喜又为难。惊喜的是，面试就意味着有一半的成功希望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知音》杂志社的门槛！而为难的是，我的简历如何去写呢？如果我说出只有小学毕业，刚刚萌芽的希望会不会就此夭折？

但我也只能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我没有什么简历，我也没有文凭，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写文章，全是无师自通，自学而成。”钱主任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这是杂志社规定的程序，哪怕是小学毕业。”

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

简历简历，应该是简单的经历吧。可我的经历却如此的不简单。

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没有文凭的我，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气：“这就不知道了。所有的应聘者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的。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

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大概二十多个小时。我决定坐飞机去应聘。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

直到现在，我都回忆不起当时为何会有如此大胆的举动。是为了让自己背水一战，孤注一掷？还是因为太过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会被破例录取？我都不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迟早会辞职，迟早会走上梦寐以求的文字之路。

辞职的时候，广告公司老总沈刚十分不解，他认为我太冲动了。他毫不怀疑我的写作能力，但是，要去《知音》，去那个人才济济、高学历、高文凭的单位与人竞争，是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拼啊，你能拼得过吗？

无论沈刚多么苦口婆心，多么极力挽留，我还是去意已决。无奈之下，他只好接受了我的辞职报告。在告别的时候，他诚恳地对我说：“小赵，我是看着你走上这条路的，我也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沈刚后来从杂志社辞职，彻底下海了）。这条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走。作为朋友，我衷心祝愿你能被知音杂志社录取，万一录不上，你还回来继续帮助我……”

对沈刚，我始终觉得愧疚，他那么赏识我，把我从服苦役般的服装厂劝解出来，可我在他的公司只工作了短短的一年多，就转身离开，觉得自己像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但是，沈刚与我的友谊并没因我的离开而中断或淡化，至今，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他一再地要求我回上海，他可以让我负责一个部门。他对我的能力，一直深信不疑。

如今，唐神文化传播公司在上海三千多家广告公司中，名列前二十名左右，成立了三个子公司，承包了沪上两家知名杂志的广告经营权，买断了上海有线电视台部分节目的广告时段，资产达到数千万。但儒雅大气的沈刚依然与我这个曾经的员工友好如初。而我每次回上海，必然会去唐神公司“报到”。

有些友谊，像陈年老酒，越存越香。当然，这样香醇的友谊，也只存在在具有香醇品质的人之间。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暖风早就吹开了浦江两岸的绿叶。爱美的女孩子早就迫不及待的脱掉了毛衣，穿起了漂亮的衬衫和风衣。天是蓝的，阳光是温暖的，而心情，是愉悦的。

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上了摩丝、看起来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我对自己的外表十分满意。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面试是在14日，我决定提前一天到达武汉，熟悉环境，以免临时紧张。

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

我再次带上我的绿色行李箱，带着好心人的祝福，踏上我人生大转折的旅程。武汉，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会以怎样的表情迎接我？

也许是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话。当天，我并没有顺利到达武汉，而是被困在了上海虹桥机场。不是我个人的原因，是因为一架韩国货机在虹桥机场出事了。那架“肇事”的货机在降落时出了故障，尾巴滑出了跑道，一半身子在跑道上，一半身子在跑道外的草坪上。

当天的所有航班被迫取消。上万名旅客被滞留机场。其中就有我。焦急、不安、沮丧、无奈，是所有被滞留旅客的共同表情。随着时间的推延，大家越发怨声载道，有急事在身的旅客已经怒发冲冠，围着机场的值班主任柜台大声地发火，有的说要机场赔偿自己的损失，有的要求退票，整个机场大厅闹哄哄一片。据说这是虹桥机场百年难遇的“意外”，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了呢？我的心有点沉，难道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当夜，机场将所有滞留旅客拉到附近的宾馆饭店住下，等第二天机场解禁后出港。这一来一去中，我认识了一位武汉人。是同济医院的一位老教授，叫余枢，是来上海开会的。闲聊时，余教授问我去武汉做什么。我说去《知音》杂志社应聘。余教授说：“《知音》啊？很有名的，我们全家人都爱看。我儿媳妇去年去美国学习了，还经常打电话回来，让我们买《知音》给她寄过去呢！”我像是真的遇到知音，和余教授围绕着《知音》的话题聊了起来。不知是鼓励我，还是我确实给人的印象很精练能干。余教授说：“你这个姑娘，一定会被录取的。”我问为什么，余教授笑笑，说是直觉。

我说，如果我真的被《知音》录取，我一定每个月都给您寄杂志。

直到第二天晚上20：40，我和余教授才乘上CZ3572次航班飞往武汉。夜色中的飞翔有点神秘，随着飞机的攀升，感觉自己距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

武汉，那个据说夏天热得像蒸笼的城市，会接纳我这个寻梦的外乡人吗？

到达武汉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和余教授一起坐上航班车时，我才知道，原来，武汉竟然分成了三镇。一是汉口，一是汉阳，一是武昌。长江和汉水把大武汉分成了三块。而我，要去的是离机场最远的武昌。《知音》杂志社就在那里。

余教授家在汉口。我们在航班车终点站分别时，这个热心的老人居然亲自帮我叫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要去的地方。而后，他又要来车站接他的儿子抄下了出租车车号，让我有事情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才与我握手再见，并祝我好运。

我心里一暖，这个我第一个结识的、亲切而慈祥的武汉老人，使我对这个城市不再感到畏惧和陌生。

夜晚的武汉有些朦胧，道路没有上海的宽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