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什么狗屁主义,搞得好经济建设,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就是好主意!其他主义,都是些该被丢到垃圾筒之中的狗屁主义!”
凭着这种实用主义的宗旨,在中国被《中华法典》用强力压制的“主义之争”结束之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立即就得到了释放。
西方的政客不理解,这么一个实用主义者出现在中国,为何就会为中国的学者们解开了脑袋上的大锁呢?或者可以使中国人被压抑了千百年的聪明才智解锁呢?
答案实际就是《中华法典》的强硬与铁血。
严刑酷法彻底终结了贪官与奸商存在于世界上的可能,贯彻“多杀为主”的原则,从社会之中剔除那种,以所谓的“手段、权谋”夺得财富的不良人群。
当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为铁血的法律所控制时,不能明目张胆使用“手段、权谋”夺得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时,那么聪明才智就会被用到该用的地方。
打个比方,制造伪劣假冒的商品的商人们受到严格控制的时候,诚信为前提,服务为目的,质量为目标的、正常的商品经济市场才会被建立起来。
官商体系在《中华法典》的控制与打击外加屠杀之下彻底终结,在下面的故事当中,也会有这么一些典型的案例供大家阅读。或者官商体系的开始及恶果,终结的手段与利益到底是什么模样大约也就一目了然了。
有的人会奇怪,以中国与印度人口的总数来看,按照比例,中国似乎应该出现更多的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或者其他什么为了世界科学文明的进步,而做出有贡献的学者。
可是,我们如果纵观一下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将近一百年,我们几乎没有在科学上给世界提供任何值得人人们欢呼雀跃的发明。如果说起来,除过袁隆平老先生唯一的成果之外,看不到其他值得一提的东西。
甚至我们中医也必须要利于美国人来说,中医是一种具有体系性、科学性的学说时,中国人也才敢于承认“中医是科学”。
而我们是一个使用了中医千百年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之中,无数的先辈都是被中医救活的。如果祖宗们看到不肖子孙们,就是如此看待救活了他的那些中国医生时,真不知道在坟里能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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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其根本,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的头颅怎么了?
一种以“表面和谐”为目标的统治方式,一种以所谓的仁术治天下的统治方式,一种所谓的“亲亲”裙带、师生为不及时的连接,一种以取悦长官为目标的升迁手段,这就是中国,不但是过去的中国,依然还包含将来的中国。
归根结底只有一句,没有相对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利益分配机制,从来就没有过。甚至统治机构,保卫整个民族安危的军队,也没有因为这种机制射出应该射出的子弹。
这些虚伪的假仁假义导致了今天贪官、奸商横行,甚至可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原因。
然而,唐云扬所带领的,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锻炼过的,以嗜杀为主的军队出现在这片大地之上。督军们,十之二三被砍了脑袋,十之**被掳去了权柄,所谓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政客,全都要去看小民的脸色来争夺一城一市的选票。
在社会上,奸商、黑帮、贪官死绝了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诚信成为事业成功最基础的要求时,这时锁在中国人头颅上的铁锁便断开了。
完全不必去理会别人的目光,也不必去认同上司的脸色。努力出成果,自然就能够得到应该得到的利益。聪明才智与个人事业目标的结合,最后通过公正的评价得到应得的利益,这就是中国人可以迸发出创造热情的最基本的因素。
那么今天,就是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得到答案的最好时机,那么唐云扬会如何回答呢?
5章 政治家宴
筷子对于老实对经常会与中华会馆的前身——“安良党”打交道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来说并不陌生。中国的菜肴对他来说,也非常喜欢。
根据历史记载,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对于中国的关注,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来源于那位在开国大典上矗立在天安城楼上的司徒美登先生。
显然这与他曾经担任“安良堂”的法律顾问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今天作为陪客的是,美国华人界的代表——司徒美登。
但因为某种原因,唐云扬请他的午饭却没有设在水晶宫的宴会厅中。显然藉着一次家宴,打算在某种程度上使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信,他被当成真正的朋友来看待。
“今天能够回到中国来说家乡的饭菜,实在是没有想到啊。而且,今天看到琴岛,更是没有想到,中国也可以建设出这样的城市!”
司徒美登手中挚着的酒杯里,是来自朱斌候的夫人尼塔管理下的酒厂之中,推出的美国式烈酒。倒不是不喜欢家乡的酒水,而是唐云扬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杯中的“西凤酒”实在是有些太烈。65度西凤酒快赶上酒精的浓度了,真要让老爷子一杯下到肚里,只怕就有问题了。
至于唐云扬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两人,则很干脆的拿来茶杯当酒盅。这种选择如果放在水晶宫的宴会厅中,恐怕有些不合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