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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耿民的情况介绍，严鸽二话没说，通知局里给她调来一部民用牌照车，下午随耿民进山。

耿民指路，严鸽亲自驾驶北京吉普，很快驶进了金岛大猇峪的山道。

坑洼不平的路面像刚刚经历过战争，弹坑似的水洼积满了乳白色的汞水，车子经过时能没下大半个轮子，溅起半人高的水花；一股一股的淘金废水像毒液一样漫无目的地流淌、侵蚀、裂解着路基，又汇成浑浊的溪流，注入峪岔的河道里。迎面而来的卡车装载着堆集如山的矿石，东摇西歪，活像一个个酩酊醉汉。严鸽注意到，在这最颠簸的路段上，有着不少老人和孩子在路边守候着，他们背着篓子，提着扫把，等待车上的矿石掉落下来，便蜂拥而上，一扫而光。不远的地方就有人在路边收购矿石，偌大的白灰字标明着矿石的价格。

有人骑着马从坡道下来，耿民说这就是驮金矿的马帮。骑在马背上的精壮汉子，个个裸露着被风吹日晒成紫红色的皮肤，每人手中的缰绳都牵着身后的六七匹骡马，每匹牲口脊背上都架着双斗的矿石箩筐，牲畜们不停地喷着响鼻，浑身冒着雾状的汗气，颈下响着清脆的铃声。

峪道深处，道路两边全是灰白色的矿渣。绿树的掩映和遮盖下，隐约可见不少用红砖垒起的简易工棚，棚顶用石棉扎和油毛毡搭建。那就是挖金矿工们的居所。严鸽发现，这样简陋的生存环境里，竟也有发廊、录像放映室和歌舞厅，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子出没其间，成了矿渣与绿树之中的一道风景。

间或有矿工从山顶上背矿下来，背篓中满是矿石，由于头上的安全帽压得很低，只能见到他们干瘦结实的脊背和腿部暴突的筋腱。他们随身穿带着三件物品：手电筒、胶靴和一把T形木棍，这根木棍一来用它探路，二来歇脚时用来支撑筐篓的底部，这样不仅解乏，还不用卸肩，靠在山道或墙边就可休息。耿民说，这些矿工要把矿石背到十几里外的选场，在那里，把矿石研磨加工成金精粉，然后再送炼金厂铸冶金锭。一天下来矿工能挣上几十元钱，可老板们打上好的坑口，一天就可以有十几万元的进账。这些矿工都是从外省贫困地区来的农民，有的在这里已经打了十几年工，挣的钱舍不得花寄回去养家糊口。遇到工伤死了人，赔上个万儿千元就打发了。矿工们根本没有人身保险，也不会跟矿上打官司。

严鸽注意地问，听说几年前矿上出了透水事故，有工人死在里边，有这么回事吗？耿民咽了口唾沫，半天没有做声。

眼前出现一座高约上百米的废矿渣山，需仰头才能看到山顶。耿民指着附近的一座旧木桥，从那里就可以通向大猇峪村。严鸽下车观察这座庞大无比的人造山丘，只见它像是被平切去顶部的金字塔，塔顶依稀可见有翻斗车正沿着轨道踟蹰而行，当行驶到近处的头顶时，翻斗突然倾斜，灰白色的矿渣便沿着斜坡滚落而下，扬起了飞瀑似的细沙，空气中立刻弥漫着一种呛人的味道。这座巨型的金字塔的底部用木板遮拦，再夯上木桩固定，为的是控制它向四处扩展。但是越来越多的堆积物从高处一泻而下，撑破了木板，废矿渣便像泥石流一样向河岸延伸，逐渐侵入了河道，部分沙滩已被矿渣堵塞。顺着耿民的手指，严鸽这才看到，在废渣山覆压的边缘，有几家错落参差的民宅，那片地方树木明显枯萎，枝叶焦黄，连鸡鸣声也显得有气无力，上百户的村民就在这随时可以倾塌的矿渣山下生活。

看到耿民立在村口桥边，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太太走了过来，她的身后跟着一个又低又矮的小男孩。严鸽注意到，这孩子皮肤黝黑，脸上遍是伤疤，一条腿还有些跛，像只小猴子似的躲在老人身后，怯生生地朝自己望。老太太一手拉着他，一手拎着扫帚，肩上挎着背篓，边走边朝耿民喊，“‘老天爷’你又领人来，光打雷不下雨哩。”耿民说：“你不要乱说，这是省里派来的记者，要专门听你‘金扫帚’介绍真实情况呢。”老太太把扫帚急忙扔在背篓里说：“嘴片子磨明了，鞋底子跑烂了，顶啥用哩，二十多年了，村里的地没有了，人叫打跑了，螃蟹和鱼都没影了，我老婆子只有捡破烂拾矿石了。”

黑孩子跑过来，神色惊奇地看着车上的倒车镜，照着自己在镜子中有些变形的脸，严鸽过来抱起他，听老太婆继续唠叨着：“你还是村长呢，村子都没了，还要啥村长？一个村600亩地全让金矿给吃了，现如今一人不到一分地。这可怜的大山掏空了，祸害留给老百姓，矿渣里有毒，一千年也不会再长树，河里的汞水妇女喝了不生孩子，牛喝了下软胎，鸡饮了不下蛋，村里除了俺们这些棺材瓢子，年轻人都跑出去了，逃个活命吧。”

“为什么不打官司呢？”

“咋不打官司，‘老天爷’领着村民到处告状爬堂，成了有名的‘告状专业户’。”老太婆苦笑着，扯过了黑孩子，“连这孩子都知道法院的门朝哪儿。那年中央下了管咱乡下人的文件，老天爷让俺们家家带上土地证，一人发一份有红头文件的报纸，报纸上印的就是这红头文件，从市里上访到省里，领导说这不得了，农民成了无业游民，是政府违法，要马上解决，这又从省里批到市里，市里又批到区里，到区里就打了折扣，说财政要靠黄金吃饭，让俺们服从大局，加上矿主们一给好处，他们也就不向着老百姓说话了，‘老天爷’一气之下就上了京城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判赔偿费900万，一次性解决，可这笔钱又叫区里挪做了探矿使用，你说还让不让老百姓过活了？”看见扫金老太和外来人说话，村民们也三三两两慢慢聚拢过来。

严鸽说：“都是哪家金矿占了咱们的地呢？”

“这个我一清二楚，”耿民接口道，“上说纪八十年代这里允许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开矿的时候，大猇峪一下子有二十几家企业开矿，咱村里还办了一家乡镇金矿企业。现如今就剩下‘一船两山’了，这‘一船’就是孟船生，两山是赫连山、柯松山。这几家大矿白天开采，晚上出渣，矿渣就倒在了地里，村里人找到矿上，结果无人承认，慢慢就堆起了这座矿渣山，这土地呢也像蚕吃桑叶一样给啃光了。”

严鸽顺便问旁边的农民家里还有多少地，一个高个子农民说家里有十六口人，只有三亩四分地了，并且发愁地说，柜子里只有20斤面，过了年就没得吃了。一个妇女说，她家里是五口人，地全被占了，每月靠在城里当工人的丈夫寄来150元过日子，孩子交不起学费，只好靠捡矿卖钱和给马帮喂牲口过日子，全家现在有小半袋土豆，一缸酸菜。女人有些酸楚地补充道，现在矿也不敢捡，被矿上保安抓住了，男人挨打，女人罚洗衣裳，夏天就罚晒，冬天罚冻，还要在平房上跳迪斯科让他们这帮龟孙子取乐。

“光是占地还好了，”一个高个子农民接过话头，“还打仗咧，这大猇峪那年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百十个穿迷彩服的人包围了村子，见了人就开枪，见东西就炸，连村东头‘冯老躲’家的布尔山羊也抢走了十几只。”

“这些情况公安机关立过案吗？”严鸽注意问道。

“咋没立过，查了一半就熄火了哟，状子里头就有这起案子。”

“这些事情市里领导都知道吗？”严鸽知道丈夫主抓矿业生产，十分注意地问道，不想耿民反问道：“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想听假话。”

严鸽十分坚决地点头说，当然要听真话。

“真话说了不好听，老少爷们儿先回避一下，我给大记者说点丑话。”耿民拣块大石头坐了，把文件包放在一边，指着一旁的小马扎让严鸽坐下。“市里年年都下来干部，可都是一头扎到矿上，嫌贫爱富哩。就说刘市长，每年都来峪道里慰问孤老烈军属。村东老荣军冯天运，抗美援朝打残一条腿，一到春节前，见了小车进村就躲到房后扫金老太家，总是开了大门，远远瞅着刘市长一群人把慰问品放下，才偷偷回家。”

“这是为啥？”严鸽不禁惊异地问。

“这山里人脾性你就不知道了，人越穷就怕丢人现眼呗。刘副市长来，后边区里乡里当官的跟一大群，还有拿长枪短炮的记者，围着老汉儿，要他按编好的词儿说，回去好上电视。他不愿意跟着演戏，又想叫你把东西留下，就躲起来呗。时间长了，人们送他外号叫‘冯老躲’。”

耿民粗中有细，他看严鸽听得脸上有些挂不住，变了一下口气说：“玉堂还算不赖的官儿，咱体谅当官儿的忙，可你要是真正体恤民情，救苦救贫，这大猇峪老百姓一次次到省上、市里上访，送到你门口的事儿你都不管，这下来蘸蒜似的一转，您就算是关心群众了？！鬼才信这一套！”

“老天爷，村里出这么大的事儿，这市长来了，你也该借这个机会向他当面讨个公道嘛。”严鸽非常认真地质疑道。

“嗐，我说你这丫头，真是个坐机关的书呆子，咋就闹不明白呢，如今可不是当年的老八路工作队，小车屁股后打狼似的跟了一群，连哪儿停车，哪里吃饭，哪里拉屎撒尿都有路线，防上访人员就像防特务。领导就是想听真话也没人敢说。这一来一去就成了看好的、听好的、吃好的、喝好的、最后感觉好的。可老百姓的问题越积越多，冤屈没有人管。就说这小黑孩儿吧，他爹是外省来的井下采金工，大猇峪透水那天男人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女人神经了，可就苦了这孩子，整天睡羊圈，钻山洞，上山采野果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