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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那是在昭和二十二年一月十五日，早上十点左右，银座的天银堂珠宝店来了个男人。

那个男人大约四十岁左右，是一个长得不错的美男子，肤色微黑，给人一种贵族气质的感觉。他的手臂上佩戴着卫生所人员的臂章，另一只手则抱着一个像是医生出诊时拿的皮包。

那个男人一进珠宝店，便走进办公室和老板见面。首先，他递上一张上面写着东京都卫生局工作人员井口一郎的名片，然后告诉老板：因为这一带有传染病，凡是和客人有接触的店员们，依规定都得喝预防药。

因此，老板立刻召集所有的店员到办公室。因为刚开门营业，还没有客人，店员们也刚放好橱窗内的摆饰，所以一听到老板的指示，大家全都跑过去，连负责清扫的清洁妇也来了，包括老板在内，全店一共有十三个人。

而这个自称是井口一郎的人，看店里所有的人全都到齐后，从容自若地从皮包里拿出两个不同的瓶子，倒在每个人的杯子里，教大家如何喝这个药。

数秒钟之后，这群善良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把这两种药都喝光之后，凄惨的命运随即降临在自己身上。

店员一个个不支倒地，有人马上就断气，也有人痛苦不堪、挣扎呻吟着。

而那个自称是井口一郎的男人一看到这种情形后，马上把自己所带来的东西统统塞进皮包里，冲出办公室，顺手抓了一把摆在店里的珠宝，往银座街上逃逸。

事后经过警方详细清点的结果，发现被抢走的珠宝大概值三十万元左右。

这个凄惨的案件被人发现时，已经是井口一郎逃走十分钟之后了。

当时一个偶尔走进店里的客人，听到办公室里有异样的呻吟声和低微的求救声，于是向门缝里张望了一下，等他看到里面的情形，着实吓了一跳，这桩前所未闻的命案就此揭开了。

这桩案件里的十三个被害人之中，只有三个人保住了性命，其余的十个人都在医生和警察赶来之前就断气了。

这件事发生之后，虽然有人批评老板和店员太过于相信“公务员”的头衔，才会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话说回来，就因为这个自称井口一郎的人，看起来是那么温文儒雅，态度又如此从容不迫，所以当时才没有一个人怀疑他。

从作案手法来看，这件事相当单纯，根本称不上是智慧型犯罪，倒是凶手残忍、冷血，以及那毫无人性的作案心态，简直天地难容；尤其当时是在战后不久，社会民心都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个案件带给人们极大的震惊和恐慌。

大家都以为很快就可以抓到凶手，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此这件案子才慢慢地扩大了。

当然，警察局一直没有懈怠过，凡是可疑的线索、凶手可能藏匿的地方、珠宝的流向，甚至替井口一郎印名片的印刷厂，他们都不放过，并且还根据三名幸存者，以及曾目击犯人从天银堂跑出来的两三个证人的记忆，画了一张凶手图像，张贴在车站和附近的大街小巷里，请社会大众帮忙指认。

凶手图像经过五次修正后，终于刊登在各大报章杂志上，也因而衍生出许多悲喜剧。

指证凶手的投书和密告信，如雪片般蜂拥而至，为了这些捕风捉影的信件，警察局里闹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警察明知可能被骗，还是不得不前往求证；也有不少人因为某些特征和凶手相似，在街边被警察拦住盘查，造成困扰。这些情形不只是在东京有，全日本各地都时常发生呢！

前面提到天银堂事件是在一月十五日发生的，大约过了五十天后，也就是三月五日的报纸上，又登出一件撼动人心的大案子。

这桩案子才是我要写下的恐怖三重杀人案的前奏曲。

当时，太宰治的《斜阳》尚未出版，因此，像什么斜阳族啦、斜阳阶级啦，这一类的名词都还没有出现；如果当时《斜阳》已经出版的话，这桩案子必定会以“斜阳阶级”这个名词来涵括。

三月五日的报纸上大幅报道椿英辅子爵失踪的消息，这是战后第一次揭露贵族阶级崩溃的报道，因此社会大众对这个消息相当感兴趣。

事实上，格英辅子爵是在四天前的三月一日就已经失踪了。

那天早上十点左右、椿英辅没有对家人说明去向，就迳自离开家，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离开家时，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西装，外面罩着一件同样颜色的大衣，还戴了一项老旧的礼帽。

家里的人根本没有想到椿英辅会失踪，一连三天过去了，他没有回来，家人向亲戚朋友打听他的下落也没有结果，才在四日的下午向警察局报案。

从椿英辅当时的情形来看，也许自杀的可能性比较大些，因此，警察局趁着向全国各地发出缉捕天银堂案凶手的同时，也在五日的报纸上登了一张椿英辅的照片，就是我手边这张像明信片大小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