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中国史书上各朝各代的末世皇帝都逃不了非昏即暴的形象。我原先看夏桀、商纣一类的故事时,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只是想,哦,他们是这么糟糕的君主,难怪亡了国。学了点历史知识后,不免多想一步,才觉得,这里面并不这么简单。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朝代,都有专设的史官(蜀汉是个少有的例外,陈寿而能写出这样好的《三国志?蜀志》,很让人佩服。),每一代皇帝身边发生的事情,记得最为清楚,而往往在下一代皇帝即位以后进行整理,保留较有价值的。因此,只要这个皇帝不是被政变推翻或废掉的,一般都会留下较多的好记录,而一些与“主旨”无关的无聊记录甚至坏记录,就不再见诸史册。(当然后来有很多实录传下来,这个情况就好多。)对于末代皇帝来说,他的传记(或曰本纪)是谁做的呢,正是灭掉他王朝的人。这些人为了给他们的胜利添上更多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会不遗余力的扣上一些恶名声和臭帽子的。(《明史》中对崇祯的评价稍好,于是才有人说:“崇祯非亡国之君,明朝在他手中不得不亡。”是因为满清一向不认为明朝是亡于它之手,不但给崇祯上了谥号,甚至还加了庙号。)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晋书?慕容超载记》近似于慕容超罪行的列表,不足为奇。我们从他称帝之前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个人很有些韬略。他单身逃到山东,在南燕无一点根基可言,却能战胜在朝中已有一定势力的慕容法、慕容钟等人,肯定不是孝敬一下慕容德就可以做到的——慕容德毕竟不是个傻子。慕容超不能使自己完全孤立,他很快有了亲信公孙五楼,很正常。接着,他利用公孙五楼和慕容法等人之间的矛盾,在一年之内就一举消灭了慕容法的势力,慕容法和慕容钟分别投奔北魏和后秦。这件事一直被认为是造成南燕局势混乱的第一步,我却以为无可厚非,慕容超在这之后的地位基本稳固,威望也大涨,事实上反而使南燕从慕容德死后的些许混乱中摆脱出来。
不过我也无意帮慕容超说多少好话,他的政策和慕容德时期相似,处在安于自保的边缘,使南燕这样的小国难以维持长久。慕容超为了把母亲和妻子从后秦接回,和姚兴一番谈判,网罗了境内的一些乐伎,与姚兴进行交换。之后,慕容超不仅重新见到久别的母、妻,也与西边的后秦结成友国。但是,他却要为了补充乐伎的数量,出兵伐晋,在淮北地区抢掠一阵,把自己的自保局面也给打破,又给了东晋一个借口(虽则没有这借口,刘裕那样的人也早晚会出兵)。他在太上五年(公元409年)遇到刘裕水陆大军的猛烈进攻,无力抵抗。
刘裕的发迹得拜谢桓温之子桓玄的称帝,而桓玄的称帝则源于东晋末年的混乱局面。
淝水之战侥幸的胜利,使谢安、谢玄集团势力一度强大,于是遭到了朝中其他的人的排挤。谢安在淝水战后去世,孝武帝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独揽了军政大权。孝武帝是个酒色之徒,司马道子更是如此,在朝中日益骄恣奢逸。孝武帝极不满,又提拔自己的心腹王恭、殷仲堪限制司马道子。
孝武帝在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只因说了一句“你年纪大啦,该废掉了”的戏言,就被自己宠爱的张贵人用被子闷死。他的太子、古今第一弱智皇帝司马德宗继位,是为晋安帝。
晋安帝自小就是个聋哑智障儿童,从来没有独立做过一件事,司马懿父子当年恶事做尽,却没想到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孙竟成了这般模样。
司马道子乘着新帝登基,让心腹王国宝等人参掌朝权,排斥镇守在外的王恭和殷仲堪。京口的王恭和江陵的殷仲堪就在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起兵,迫使司马道子杀了王国宝。
王恭得了便宜,于次年再次起兵,殷仲堪与桓玄一同响应。王恭所倚仗的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却临阵倒戈,将他杀死。在荆州,桓玄于隆安三年吞灭了殷仲堪的势力。桓玄和刘牢之分别控制了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北岸,东晋中央只剩下江东八郡的弹丸之地。这些地区的人民负担陡然加重,苦不堪言。
琅玡大族孙泰以五斗米道组织起义,被东晋政府诛杀,侄子孙恩逃到东海上。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在八郡大量征兵,引起大规模骚动。孙恩便率领一百来人从上虞登陆,很快发展到数万人,攻陷了会稽(今浙江绍兴),其他七郡也一同响应,东晋政府不得已遣出刘牢之的北府兵前往镇压。
孙恩听说刘牢之来攻打自己,对手下人说:“孤割据浙江,好歹也还能做个句践。”谁知江东一带多年不打仗,那些跟着孙恩的民众都荒于作战,根本不是北府兵的对手。刘牢之很快就渡过浙江,向会稽杀来。孙恩留下一句有当年魏武帝遗风的“孤不羞走”,率领二十多万人退回海岛。孙恩又先后四次进入江东,但在最后一次登陆攻打临海时,不幸失利,投水自杀。孙恩的部下由他妹夫卢循率领,继续在江南沿海地区作战。
刘裕就在这一次次与孙恩卢循的战斗中成长起来,他从小亡母,家里很穷,认不得几个字,只能在集市上卖草鞋过活。刘牢之讨伐孙恩,他本来只是个参军。在一次侦察任务中,他与几十名部下遭到围攻,部下大多战死,而他却手执长刀,越战越勇,杀退上百敌人。刘牢之儿子刘敬宣前来支援,大获全胜。刘牢之欣赏刘裕是员勇将,让他守城,刘裕每逢战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毫不含糊,在北府兵中威名渐扬,只过短短三年就官至彭城内史。
东晋的时局一日不得安宁,最后的一点本钱,也被消耗无存。桓玄拒绝司马元显的节制,在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兴兵从江陵顺流东下,攻入建康,把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和刘牢之这些掌握东晋大权的人,全部杀光。
次年十二月,他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国号为楚。只过三个月,刘裕被众人推为盟主,带着北府兵南下,将桓玄击败,重新迎立晋安帝,这一次,东晋的大权就落到了刘裕的手中。
桓玄是军阀,刘裕也是军阀。谢安之后,醉生梦死的孝武帝、口不能言的安帝之流,八字再好,也只有听从军阀发号施令的份。刘裕比桓玄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急于称王、做皇帝,而先把目光投向扩充自身和消除异己之上,这一点或许与他贫苦的出身有关。他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彻底摧毁桓氏的余党后,开始筹划北伐。慕容超在这个时候与东晋交兵,我不想说他是不识时务,而实际上大致如此。
刘裕率领水军从建康北上,沿淮河入泗水,进据琅琊。公孙五楼向慕容超建议说:“晋军初来,士气旺盛,不可与之相争。我军应坚守大岘关(今山东沂水北穆陵关)险地,再从海路断绝晋军的粮道,另外派大将段晖率兖州军邀击,使其腹背受敌,此乃上策;坚壁清野,据城固守,此乃中策;放刘裕入大岘关,出城迎战,此乃下策。”
慕容超不接受,只说:“我京都如此殷实,怎可坚壁清野?不如诱敌深入,到平原上用精骑兵冲击他们,必能取胜。”众臣苦谏,慕容超只是不听。
刘裕大军轻易通过天险大岘关,势头再难遏止。慕容超派段晖等以五万步骑兵进据临朐,他又派公孙五楼带兵前往川源,截断晋军水源,却被刘裕的前锋军队抢先一步,大败而回。
刘裕与段晖的南燕军主力相遇于临朐城南,慕容超闻讯,又亲自带上四万步骑兵前去督军。两军激战多时,不分胜负。
这时刘裕的参军胡藩向刘裕建议:“燕兵主力都已出城作战,临朐城中必然空虚,我愿自引一支军队抄小道到燕兵身后,拿下临朐。”刘裕对此计十分赞许。胡藩便以奇兵突袭临朐,号称是从海路前来的轻兵,临朐守军大惊,没什么抵抗就丢了城。
刘裕立即挥师猛攻城外的南燕军军队,燕兵大败,段晖阵亡。
慕容超惶恐中逃回广固,晋军乘胜追击,攻破外城,包围了广固内城。刘裕命兵士挖沟三层,筑起高达三丈的围墙,把广固城团团困住。
慕容超苦守无援,出击又屡屡失败,只好向刘裕求和,愿意将大岘关以南的土地全部割给东晋,并向东晋称藩。刘裕志在破城灭燕,自然不会同意。
慕容超坚持不降,却挡不住城内守兵士气日益低落。第二年(公元410年),刘裕全军四面急攻,南燕尚书悦寿开门迎入晋军。慕容超率数十骑突围出逃,被擒后送往建康斩首。刘裕虽没有像拓跋珪那样搞大型活埋,却也将城内的三千鲜卑贵族全部屠杀。
慕容鲜卑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奋斗故事,在南燕灭亡之后,终于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