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她卖了它们换了什么?”
“潘鲁德多克先生突然撒手人世,还没来得及为这些他长期资助的人留好后路。接着赶上了经济大萧条,几乎就没剩多少钱了,只够维持家用,支付仆人薪水——那些仆人追随潘鲁德多克夫人多年,她宁愿饿死也不会赶他们走的。”
“这是两回事,”我说。“我向她致敬。但我要找到它们得费多少劲,而且如果它们是赝品,干吗还要去找呢?”
“好吧,这珍珠项链——我是指赝品——价值两百美元,是在波希米亚特别定制的,她现在可能买不到第二串如此高品质的赝品了。她还害怕有人会发现这是串假的,或是担心那个贼发现这是串赝品时会敲诈她。你瞧,亲爱的,我知道是谁偷了它。”
“啊?”这个字我几乎从不用,因为我觉得它不属于绅士的词汇。
“是我们几个月前雇的司机,沃尔特——一个粗鲁可怕、名叫亨利·埃克伯格的大个子。他在前天突然离开了,毫无缘由。还不曾有人离开过潘鲁德多克夫人呢。她的前一位司机上了年纪,已经去世了。可亨利·埃克伯格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我敢肯定,是他偷了珍珠。他有一次还试图吻我,沃尔特。”
“哦,是吗,”我变了声音,“试图吻你,嗯?这个大块头现在在哪儿,亲爱的?你有线索吗?他几乎不可能还在附近的街角晃悠,等着我去揍他。”
艾伦垂下纤细的长睫毛望着我——此时我四肢无力,犹如一名清洁女工背后的秀发一般柔软。
“他没有逃跑。他肯定知道这些珍珠是赝品,所以他可以从容地敲诈潘鲁德多克夫人。我打电话给介绍他来的中介公司,他已经回去过,而且再次登记等待雇用。不过他们不能提供他的住址,因为这样做违规。”
“为什么不会是其他人偷走了珍珠?比如说,一个飞贼?”
“没有其他人。仆人们没有嫌疑,每天晚上这房子锁得严严实实,像一台冰箱,也没有迹象显示有人闯入过。除此之外,亨利·埃克伯格知道珍珠藏在哪儿,因为上次她戴完之后,他瞧见我将项链放好了——就在潘鲁德多克先生的周年,潘鲁德多克夫人邀请了两位好友来共进晚餐。”
“那肯定是个盛大隆重的晚会,”我说。“好吧,我会去一趟中介公司,迫使他们说出住址。那个公司在哪儿?”
“那个公司叫艾达·托梅家政服务公司,位于东二街200区,一个令人讨厌的社区。”
“对亨利·埃克伯格来说,这个小区不会比我的小区还令人讨厌,”我说。“所以他试图吻你,是吗?”
“珍珠,沃尔特,”艾伦温和地说,“才是重点。我真的希望他还没发现珍珠是赝品,然后丢进海里。”
“要是他丢进海里了,我会让他潜水捡回来的。”
“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体形魁梧,沃尔特,”艾伦忸怩着说。“当然,他可不如你英俊。”
“身材跟我差不多,”我说。“我是六英尺三英寸半。我会很高兴认识他的。再见,亲爱的。”
她抓住我的袖子。“只有一件事,沃尔特。我并不介意轻微的打斗,因为这是男子汉的风度。但你绝不能惹出乱子,把警察引来,你明白吧。虽然你孔武有力,大学里打的是右内边锋,可你就是有一个小弱点。你能答应我不再喝威士忌吗?”
“这个埃克伯格,”我说,“就是我想要的酒。”
2
位于东二街的艾达·托梅家政服务公司证明了公司名称和地址所蕴含的意义。午后的气味令人不悦,而我还被迫在里面等了一会儿。公司由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妇女在打理,她说亨利·埃克伯格在他们那儿登记应征司机的职位,她可以安排让他打电话给我,也可以让他来办公室进行一次面试。可当我拿出一张十元钞票放在她桌上,称在不影响公司收取合理佣金的前提下,这只是点小小的诚意,她立马松了口把他的地址告诉了我。他住在圣莫妮卡大道以西,靠近以前叫做舍曼的地方。
我片刻不停,立即驱车前往,唯恐亨利·埃克伯格会打电话来得知我即将前往的消息。这个地址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旅馆,旁边就是城际车道,很方便,门口挨着一家中国人开的洗衣店。旅馆在二楼,楼梯上到处铺着条状腐烂的橡胶垫,用不规则的、未抛光的铜片固定着。中国人洗衣店的气味在楼梯半当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煤油、雪茄蒂、沉闷的空气以及油腻腻的纸袋味儿。楼梯口的木架子上有个登记台。最后一条记录是用铅笔写的,距今三周以前,书写的人手抖得非常厉害。我推测这里的经营情况很一般。
登记簿边上有一只铃,标牌上写着“经理”。我按了铃,默默等待。片刻,走廊里的一扇门开了,脚步声刷刷地向我靠近。一个男人出现在了眼前,他脚上穿着一双磨破的皮拖鞋,裤子的颜色难以名状,裤腰上两粒纽扣敞着,露出他那硕大肚子的边缘。他也穿着红色吊带裤,腋下还有其他地方的衬衫黑乎乎的,他的脸急需一次彻底的清洗和修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