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的波浪。
俄罗斯谚语
我深信,我的罪过充其量不过是擅自离开奥伦堡。我不难辩白,因为单枪匹马打游击不但从不禁止,反而多方加以鼓励。我可能被指控为轻举妄动,而不是违抗军令。不过,我跟普加乔夫的友好关系可能被许多目击者所证实,至少有重大嫌疑。一路上我专心思考即将对我的审讯,周密推敲我应如何回答,终于决定向法官说明真相,认定这个办法最为单纯,也最为牢靠。
我到了喀山,但见一片瓦砾,满目凄凉。街上房屋倒塌,唯有一堆堆烧焦了的木头,其间矗立着熏得乌黑的、没有屋顶也没有门窗的一堵堵光秃秃的墙壁。这便是普加乔夫的遗迹!我被带进大火后的城中幸存的要塞里。骠骑兵把我交给一个值班的军官。他命令叫来铁匠,给我钉上脚镣,钉得很紧。然后把我关进牢房,那是一个又小又黑的单间,只有光秃秃的四堵墙壁和一扇带有铁阑干的小窗。
开初这种待遇不是好兆头。不过,我倒没有丧失勇气和希望。我采用了凡是悲愤之人聊以自宽自解的办法,平生第一回饱尝了从自己纯洁而又破碎的心灵中宣泄的祈祷的滋味,我心平气和地睡去,毫不介意将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天,牢房看守叫醒了我,向我宣布,今日就要提审我。两个士兵押送我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到了司令办公室,在前堂停下,然后放我一个人进去。
我走进一间相当宽敞的厅堂。桌上堆满文件,桌旁坐了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将军,神情严肃冷峻,还有一个年轻的近卫军上尉,约莫二十八岁,外表很逗人喜欢,举止随便活泼。窗前另一张桌子边坐着一名书记,耳朵上夹了一管鹅毛笔,正伏在纸上,准备记录我的口供。审讯开始。问了我姓名和军衔。将军问我是不是安德列·彼得洛维奇的儿子。我回答了,他严厉地斥责道:〃真可惜!那么一位令人尊敬的人居然有这么一个不肖的儿子!〃我平静地回答,不论压在我身上的指控有多重,我自信清白,相信会弄清真相从而洗刷自己。我的镇定自若使他不高兴了。〃年轻人,你倒是伶牙俐齿呀!〃他皱起眉头对我说,〃不过,我们倒也见识过了。〃
这时年轻人问我:何时由于何种机会我为普加乔夫效忠?
接受他什么指令?干过什么勾当?
我忿忿然回答:我是军官和贵族,决不会为普加乔夫效力,也不会接受他任何指令。
〃这么说,〃我的审判官反问,〃为什么唯独你这一位贵族军官被匪首赦免了,而同时,你的同事们却全都惨遭杀害呢?为什么你这个贵族兼军官却偏偏跟叛匪们一道饮酒作乐,接受匪首的礼物、皮大衣、马匹和半个卢布的银币呢?怎么会产生这么稀奇古怪的友谊呢?这种友谊,如若不是因为你变节了,或者,至少因为你是个可耻的软骨头,那么,怎么解释呢?〃
近卫军军官的话深深侮辱了我,我激愤地为自己辩护。我叙述了我是怎样在风雪大作的草原上跟普加乔夫认识的;在白山炮台攻陷以后他怎样认出了我并且赦免了我。我说,冒充的皇帝所赠的皮大衣和马匹,不错,我毫无内疚地接受了。但是,我保卫了白山炮台,直到最后的关头。最后,我提出我的将军,他可以证明在奥伦堡被围困时我的忠诚。
严峻的老头伸手从桌上拿过一封拆开的信,然后出声读道:
〃大人询问有关准尉格里尼约夫之行为,据传此人曾参与此次叛乱,与匪首勾结,实为军法所不容,与誓言相悖逆。今特据实答复如下:查该准尉格里尼约夫自去岁即1773年10月至今年2月14日于奥伦堡服役,自此2月14日彼离城后即未归来。兹据投诚之匪众传称,该准尉曾于普加乔夫之村寨内勾留,并与匪首同车前往彼曾服役于其间之白山炮台,至于论及彼之行为,我可以……〃念到这儿他不念了,对我严厉地说:〃现在你还有什么可以辩护?〃
我本想象刚才那样继续为自己辩护,真诚坦率地象说明其他事情一样说明我跟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的关系。但我突然感到恶心。我脑子里一闪念:我如果说出她的名字,那么,审查委员会定会将她传讯。一想到将她的名字跟坏蛋们的下流诽谤纠缠在一起,一想到定会叫她本人跟他们对质——这个可怕的念头使我猛醒,我不知所措,语无伦次了。
两位法官,开初还认真听取我的辩护,似乎还多少有点好感,一看到我神色慌乱,便又抱定先入为主的成见跟我作对了。近卫军军官叫我跟主要告发人对质。将军当即命令带昨日那个罪犯。我迅即转过身来望着房门,等待我的告发人进来。过了几分钟,传来脚镣的丁当声,门打开,走进来一个人,一看:却原来是希瓦卜林。他外貌变化之大令我惊愕。骨瘦如柴,一脸惨白,原先漆黑的头发全都变白,长胡子蓬松凌乱。他说话声音很低,但语气坚决,重复了对我的控告。他说,我是被普加乔夫打进奥伦堡的内奸;说我天天出城单骑突击是为了传递有关城中动静的谍报;最后,说我公然投降冒充的皇帝,跟随他巡视各炮台,千方百计陷害业已叛变的旧同事,以便窃据他们的职位并向冒充的皇帝邀功请赏。我默然听他说完,有一点还算满意:这下流坯没有提到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的名字,也许因为这个姑娘曾经轻蔑地拒绝过他,说出来有伤他的自尊心;也许因为他心里还残存着一星半点迫使我沉默的同样的感情——无论怎样,反正白山炮台司令的女儿的名字在审问中没有提及。我的主意更坚定了,因而当法官问我能否反驳希瓦卜林的指控时,我回答,我坚持原来的供词,没有别的要辩护了。将军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跟希瓦卜林一同走出来。我镇定地看他一眼,没有对他说一个字。他狞笑了一下,提起脚镣,赶过我,加快了脚步。我又被送进牢房,从此没有再提审过一次。
以下我要向读者介绍的事情,并非我在场目睹,但那些故事我多次听说,以致细微末节都深深铭刻在脑子里,因而我觉得,好似我也无形中在场一样。
玛利亚·伊凡诺夫娜受到了我父母热情诚恳的接待,那是老一辈人特有的作风。能有机会收养和爱护一名可怜的孤女,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恩赐。她们很快就真心爱上她了,因为了解这个姑娘以后而不爱她是不可能的。我的爱情在我父亲看来已经不再是无聊的胡闹,而我母亲唯愿她的彼德鲁沙跟可爱的上尉的女儿成亲。我被逮捕的消息使我全家震惊。玛利亚·伊凡诺夫娜向我父母讲述了我跟普加乔夫交往的离奇的故事,她讲得如此天真,以致父母听了,非但不令他们担忧,反而不时逗得他们开心地笑了起来。父亲不愿相信我会参与其目的在于推翻圣朝和消灭贵族的卑鄙的暴动。他严肃地质问了沙威里奇。我的管教人没有隐瞒少爷曾经在叶米里扬·普加乔夫那儿做客,而那个强盗也总是款待他;老头儿发誓说,他从没有听说有过叛变的事。父母放心了,焦急地等待好消息。玛利亚·伊凡诺夫娜心里深感不安,但她不说,因为她天赋极其谦虚谨慎。
过了几个礼拜……突然,父亲收到我家亲戚E公爵从彼得堡寄来的一封信。公爵告知父亲关于我的消息。写了几句通常的客套话以后,他写道,关于我参与叛匪阴谋的嫌疑,很不幸,已经证据确凿,本应叛处死刑以儆效尤,但女皇陛下为了尊重我父亲的功劳和年岁,决定从宽论处,将其有罪的儿子终身流放西伯利亚边远地区,以代替可耻的死刑。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几乎送了他的命。父亲失去了平素的坚忍精神,他的痛苦(通常憋在心里),有时通过刺耳的牢骚发泄出来。〃怎么?〃他憋不住了就连连说,〃我儿子居然参与了普加乔夫的阴谋!公正的上帝呀!我居然活到了今日!女皇开恩,不判死刑!莫非这么一来我就轻松了?死刑并不可怕。我的高祖死在红场断头台上,但他把圣洁的良心留给了子孙,先父跟沃伦斯基和赫鲁晓夫①一同遇难。但是,一个贵族居然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跟杀人犯、强盗、逃亡奴才相勾结!……这是全族的奇耻大辱!……〃母亲看到父亲气极而绝望的样子,吓坏了,不敢在他面前哭泣,想尽办法给他鼓气,说流言不可信,说世人的非议不足为据。但父亲是安慰不了的。
①阿尔杰利·彼得洛维奇·沃伦斯基(1689…1740),俄国贵族政治家,彼得大帝时代担任外交和行政工作,安娜女皇时代,企图进行一些国家体制的改革,因为策划推翻日耳曼人比伦集团而被捕处死。赫鲁晓夫是他的同志。
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的痛苦比谁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