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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1942年春，母亲听说路扬私自脱离了部队，到敌占区了。从这天起，母亲一想起这个朋友，就感到惭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驱逐了过去对他的好感。

后来经过整风，母亲对此事做了公开检查，彻底消灭了对他的那种感情。

但1949年2月母亲在石家庄一家医院看病时，无意中与6年不见的路扬重逢。当晚，路扬就找到母亲，解释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误会。

他说他并不是私自去敌占区，而是因为患病，刘秉彦司令员批准他去治病的。以后病好些了，组织上就让他和刘民英一起在保定地区工作。

本来经过整风运动后，母亲已经消除了对他的感情。没料到，他这次见面又重提这个问题。他说，为了母亲，他1942年拒绝了李××，前两年，因为婚姻问题的刺激，他随便找了一个老婆，没当回事，结果在党校整风时，别人批评他对婚姻问题不严肃。

他目前一个人在石家庄看病。遇见了母亲很高兴，并表示想和母亲“死灰复燃”。

母亲的内心矛盾重重。她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对方这么些年还在惦念着她，让她感动。最后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她坚决拒绝，害怕自己再重陷进过去的痛苦。

8。写《青春之歌》前夕（3）

路扬失望地走了。

到了1951年9月，母亲忽然收到了路扬7月份的一封信，这使母亲又高兴又惊奇，两个人自从石家庄见面之后已中断了联系。他在信中说，他现在随19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利用战余时间写信，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母亲慎重考虑了一番是否给他回信。后来觉得他是多年的老战友，又远在朝鲜战场，随时有可能牺牲，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这样两个人又恢复了联系。

母亲与父亲的关系不融洽。他们俩个性、志趣、嗜好差异很大，隔长不短要吵。母亲爱吃零食，父亲一点不吃。母亲一到了隆福寺，总要买两大碗羊双肠，可父亲闻着这味，却要掩鼻。母亲有小资情调，多愁善感，父亲严肃沉稳，很少激动。母亲喜欢文艺，父亲却毫无兴趣，对母亲写的东西看也不看。

据母亲的日记记载：有一次，母亲对父亲说：我现在发现了犯病的规律。

父亲把脖子一扬，满脸不高兴地说：又是什么规律，规律一年了……母亲十分气愤，嚷道：什么夫妇，还不如同志，朋友，邻居！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爱，还谈什么爱人民！

母亲觉得父亲对她漠不关心。她在1951年10月22日日记中叹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但对我不好，对孩子，对他父母，对他朋友……全是冷冷淡淡的，他也许是个性如此。晚上他下班回来，吃过饭，便自己看书。睡觉时，他在外屋，我在里屋，虽然一起生活，可是我们的心灵却隔的远远的。

9。动笔写《青春之歌》（1）

我是1951年4月16日被母亲从河北农村接到北京。自我到家时起，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就分着住。母亲住在北房的东屋，父亲住在北房的西侧，有一个屏风挡着床，中间隔着一个很大的会客厅。

母亲与路扬恢通信复联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家庭背景。

1951年10月，当她开始正式写作《烧不尽的野火》时，收到了路扬的回信。这才知道路扬现在19兵团任宣传部长，之前曾在63军当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

这封信，又引起了母亲深深的思索。自己已经有丈夫和孩子了，路扬对她的感情让她惴惴不安，她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感情，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的痛苦之中。阴差阳错，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她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他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对，在小说中，写出这个人物，把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迹表现出来。顺便也写出他对自己经受了长期考验的感情。

母亲爱幻想。在朝鲜前线的路扬这么惦念她，与父亲恰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了她一些欣慰和满足。她和他的情谊，中间疏远了很多年，现又似乎在她心中的某个角落恢复了起来。母亲常常想起他：他正在朝鲜和美帝打仗，他会牺牲吗？他现在干什么呢？他的个人问题怎么解决？

母亲本想和他一刀两断，不再联系。但考虑到他在前线，出生入死，很希望能看到母亲的信，出于对前线志愿军的关心和支持，母亲就跟他通起了信。

他们具体的感情经历，母亲绝少透露，但根据母亲的日记所载：七七事变前，当她还没有认识父亲时，曾和路扬认识，并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友谊。但后来因为误会，他们分手了。几年后，在抗日根据地，两人重逢时，母亲已经结婚，路扬还没有结婚。母亲对他有些愧疚，他也很痛苦。以后两个人发展了一段感情，又因为路扬离队治病，产生了误会……

这其中的波波折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现在终于借着写书，有个机会发泄了。

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

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

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

母亲每天大约写两三千字，用四五个钟头，再多便支持不住。她做了一段组织疗法之后，不想再做了。因为每做一天，要难过好多天，什么也干不了。

她常常下午头痛，胃也不好，只能断断续续地写。她的头疼得厉害时，也懒得对别人说。她不愿意让人感到：杨沫，你这个人怎么病这么多！

因为天天忙着写作，她不怎么记日记了，担心写日记要夺去写作的精力。

该去看病时，她也经常不去。因为一去半天，回来累成一摊泥，什么也做不成。她舍不得离开写作。自从开始动笔写长篇以来，她的灰暗生活有了一点快乐，她能把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说出来，她感到了创作的愉悦。

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有顾虑：如果组织上知道自己没上班工作，却在家里写东西，会如何看待呢？能否了解这是在休养中不得已的行为呢？这样的写作，总不能算作错误吧。

到了年底的时候，母亲已写了7万5千字。她似乎和保尔抱有同样的心情，觉得自己的生命快到头了，必须抓紧时间把作品写出来，做一点有益于革命的事。

她的身体依旧时不时地捣乱。有一次，她的头痛起来，大晚上，竟忍受不了哭出声。在深夜中，一个成年女人的哀嚎，令人悚然。

为了治病，1952年春天，她连着几天到协和医院看病，请林巧稚大夫给她会诊，林说她剩下的一个卵巢已发生变化，变成了一个肿大的硬块，没有任何功能。由于缺乏内分泌才发生了各种病症，这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只有适当的人为补充各种内分泌。因此，有一阵子，她几乎要天天打荷尔蒙，不打就支持不了。

到了1952年6月，书稿完成了1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