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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权上报的撤案报告批了。江浩在批之前，又让任毅来了一次。谈话的过程是关门进行的，罗洋、刘权都没听到。但意思大概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场交易，一个介乎于合法与肮脏之间的交易。但无奈，这是必然的选择。

报纸上连续刊登的诸如《疯癫警察袭击守法公民，是公安局的放纵还是失职》《一起和谐社会下的典型野蛮执法》《疯癫警察的疯癫执法》等文章，慢慢从报端消失。但这个事件仍未止于网络的热议和街头巷尾传播。“疯癫警察”，成了“赵顺”的代名词。

事情总是会过去的，像太阳总会西沉、落叶必将坠落一样，时间是抹去人们记忆的魔手。当那些更新的话题出现后，舆论和关注就转移了阵地，聚光灯在他处聚集。这个世界需要关注和评论的事情太多了。在舆论这个海洋里，再大的事件也仅仅是一朵浪花，就算浪花激的再高、再绚烂，也仅存一刻而已，随后便是后浪的覆盖与淹没。人们在这个时代，善于忘记，在极端丰富的信息面前，大脑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除旧迎新。

江浩、罗洋、刘权投入到了正常工作之中，每周四必会去医院探望赵顺，但照例会被拒绝。江浩走之前，总会留下一些可以带进去的食品和生活用品。

石雷批准了正毅公司的贷款申请，连同自己撰写的审核报告，一并提交给了上级部门，以待最后的审批。

任毅在抓紧倒腾自己的资金，洗白、转移，同时申请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岛国的签证。在这期间，他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到海边好好睡了几天觉。他爱在冬天里看海，这样可以让他平静。在海边，任毅想到了很多哲学问题，比如生存与发展。他甚至看了一本书，叫什么《如果你只有一年的生命》。他觉得自己开始变得脆弱和敏感，究其原因也许与赵顺的失败有关。正像那个寓言一样，一个没了天敌的草原，羊群的奔跑速度也会大幅度下降。

而赵顺，则依然在那个白色的建筑中，重复着每天都惊人一致的生活。

变化的世界，有时会驶上一条循环重复的轨道，按着既定的方向行驶。生活，在重复中多变，而那所谓的多变，也只不过是重复再次开始的标记而已。一切回到了正轨。

而就在这时，几封信打破了这片波澜不惊。

周济广接到那个“件儿”的时候，正是周末临下班的时候。检察院和公安局一样，管那些尚达不到立案标准的工作叫“件儿”。他草草地看了几眼，便放在了包里，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今天是儿子的生日，他必须回家。在他眼里，家庭远比工作重要。已经五十几岁的人了，职业生涯跌宕起伏，主诉官干过，大小的案件也干过不少，去年才从处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他并没有选择那个调研组的闲职，他觉得自己还能干事，或者说还有价值。价值很奇怪，这是每个人都想证明，但必须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换一个词，也可以叫作认可。他选择了反贪局，当然，他只是普通的一个“兵”，不再是领导。

街上喧嚣熙攘、拥堵不堪，车流堵塞了每条伸向远方的道路，焦躁地在原地徘徊，像怨妇诉苦般重复鸣笛。在又一个周末来临时，暂时逃脱了工作压力的人们，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聚会和娱乐生活之中，这个时间正是人们赶饭点儿的时候。

周济广坐在公交车里，淡漠地看着窗外的一切。闲来无事，他从包里取出那份材料，准备利用它来打发这段路上的无聊时间。这个“件儿”的材料一共就只有三页纸，上面字体潦草，抬头部分的笔迹颜色还与内容不同，显然又是一信多投的产物。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举报信，大都是一信多投。撰写者往往是同时将举报事实抄上好几份，最后再分别冠上投递部门的名称，“检察院”“信访办”“公安局”一并发过去，这样既能保证举报事实的一致，又能引起多个部门的重视。这种方法看似聪明之举，但却意义不大。这些一信多投的材料，往往最终会汇总交于一个主管部门集中办理。这次集中办理这个举报的办案人，就是周济广。

周济广首先翻开了最后一页。他有这样的习惯，这是最节省时间的。举报人为了得到相关部门重视，往往会在案件的描述上长篇累牍，把那些冤屈和不公写到最大化，以获取同情，却在提供的证据上言简意赅，不详细描写。周济广之所以先看最后一页，是为了立即掌握举报人的举报请求。举报信的最后几段，往往才是全部内容的精髓。

信的内容并不复杂，是举报B市经侦支队在调查一个案件时，不顾法律事实擅自做出撤销案件处理的。这种事也很多，执法部门就是这样，很难做到正反两方同时满意。周济广一目十行，在看到倒数第二页的时候，他愣住了。这封举报信的举报人是一个警察，而且就是B市经侦支队的。自己举报自己的单位，这种事就不再寻常了。周济广把信举到了车窗旁，借着街上的霓虹灯光，开始按着正常的页码顺序重读。这个写信的人不简单，举报的缘由、要求以及提供的证据事实提纲挈领，法律依据充分，不愧是个警察。周济广通读了两遍，将信放回信封。那上面的邮寄地址是“市精神病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