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金陵已入暑,
莫愁湖里荷花盛。
勤燕呢喃六朝书,
社稷为难一堵城。
兴邦在组织部和曾部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面谈。整整谈了六个小时,什么都谈了,自己的人生、抱负、政绩、包括他的父亲宗嘉恒,爷爷宗震岳都谈了一遍。
“你的爷爷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人,他当年在窑湾的那场外科手术救下的就是我们的叶风将军。”
兴邦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反应过来。“我从来没听过我的爷爷讲过这些。”
“这是叶将军亲自说的,他的回忆录清楚的记录了在窑湾那场战斗,他的警卫连与日敌华东司令部宪兵团不期而遇,双方主官都受重伤,是大医生黄业松和宗震岳救了他。解放后叶将军故地重游,还派人寻找过故人。”
曾部长接下来的话就重了,“你对党内民主和个人崇拜怎么看?”
兴邦一愣,他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是经济干部,没想过这么复杂的问题。”
“呵呵,那你得想一想了。”部长根本不给他滑过去的机会。
“我认为在评价这个问题时要加一个前提。”
“你放开讲嘛。”
“我个人意见,个人崇拜下的决策肯定是不行的,但党内民主也不一定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这里面一定要加个法治健全下的决策问题。法国的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就讲,‘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往往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线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不论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群体,没有法的约束,不能保证他们的决策不是再为自己谋利。因此我主张‘控权论’和‘宪政论’,搞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
“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讲的,宋老果然说的没错,你是一个有深厚改革实践经验和独立思想的人,不人云亦云,很特别,胆子很大。”
“我是知无不言。”
“听说你热衷搞国有企业股份制和农村集体土地改革股份制,你对现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怎么看?”
“我当了两年市长,十年国企掌门,接触过很多国有企业,我们的国有企业需要进行系统的大改革,而且以我的改革实践看,我们实行股份制后的红利强制上缴后,企业经济效应非常好。”
“说问题。”
“问题很多,有些国有企业不仅效率低,而且成为某些管理层的‘分红工具’,利益固化了。亏损了,他们说这是国有企业,由全体国民承担。在他们手里怎么能不亏损呢?从企业招工,到采购,销售,都由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必须进行改革,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把国企彻底改没有了不代表改革彻底和成功。对于重要类似于基础设施功能的企业比如水、电、气,我们要适当保留国有资本运行,实行有限竞争的特许经营。”
“你这与现在国企做大做强的声音有很大偏差。”
“我认为我们国家要把三种资本用好,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任何一个资本占比太大都不是很好,稳住经济基本盘不能靠外资,国有资产的功能更应该定位为基本盘和逆周期调节,不能人为做大国企,影响经济生态。”
曾部长由衷的欣赏眼前这个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你对经济的理解深度,比我想的要深刻的多。”
“我们要可持续的的长远发展,保持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对私有财产的充分尊重,以及对科技产业化的支持,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现在国企这一块我们管的还不是那么精细,公有这个词太宽泛了,权力拥有者甘之如饴,随意拿取,必须让他们知道,企业放在你手里管,产生的任何利润都是有主人的。”
“讲的很好,有人反映你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你怎么看?”
“呵呵,在我们这个社会,做任何事都要做好迎接各种批评和声音的准备。我听得进去任何声音,如果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我会用它来校验我的做法。如果是搅局捣乱,我也不争辩,我会用事实来回击他们,任何事要用事实来说话嘛。”
其实宗兴邦在组织部的名单里比较靠前,本来部里计划先找他谈话,但是好多人对他有意见,说他是个有争议的的人,当然也有一位老同志讲,“才43岁,还年轻嘛,再磨练一下。”
事情就此搁置下来。直到谈了好久谈不出来这个省长,兴邦才再一次从水底浮出水面。
部长亲自谈,还是很少见的,谈了几个时辰更少见。时间到了凌晨,兴邦说“今天回不去了,明天上午还有个常委会,我得请假了。”
“哈哈,不要,凌晨有班车去上海,我经常坐,给你挂节车厢吧。不耽误你明天开会。不然,老顾说我不关心干部。”
曾让秘书给铁路调度局打电话。自己送兴邦下楼,“时间有点紧,我就不留你吃夜宵了。”
“那你欠我一顿饭,我得记着,下次来北京我得来蹭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