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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做出录用决定的90％都是凭情绪，这一事实真令人沮丧。那么技能和成就就不重要吗？但是，如果一个“赢者心态”是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决定还是努力培养一个这样的心态。于是我问金伯利，怎样才能产生那样的心态？

也许对她来说，没有一个“赢者心态”才难呢，因为她立即就想知道我的拦路虎到底是什么。“你担心什么？”

“我的年龄，比如说。”

“所以，策略就是根本不把你的年龄当回事。你希望自己处在哪个年龄段？”

我告诉她我对目前的年龄没什么意见，但是这答案显然并不符合她的标准。她开始解释“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之间的区别。我坚持我对“我是谁”感到很快乐，谢谢你—这也并不能让她闭嘴。“你就不能觉得自己是37岁吗？”她还在继续。

实际上，我感到我比37岁时做得好得多，但是，去它的，我干脆同意37岁就是我的“生理年龄”就是了。

“所以，你现在是37岁了！”她带着胜利者的口吻宣布。

“但是，我的真实年纪可以从简历中推算出来，因为那上面标出了大学毕业的年份。”

“当然不要在简历上标出大学毕业年份啊，”她建议，“还要把最早的工作经历都删掉，上溯10年就可以了，最多15年。”

这话差点让我闭过气去！她还不如让我做膝盖以上大腿截肢手术呢！我开始哀悼芭芭拉·亚历山大，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她”现在必须被浓缩成一个37岁的侏儒怪物。我1989年之前的经历都要从简历上一笔勾销。

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我从这次指导中“打包带走”（至少我学到了一些行话）的另一份东西：我并不是求职世界中唯一的骗子。我从金伯利那里，还有某种程度上从外表迟钝的乔安妮那里一直学的就是怎样撒谎，怎样令毫不出色的简历血肉丰满起来，怎样映射出一种我从未感受到也不够资格感受的自信心。欺骗是这个游戏的组成部分。即使与金伯利相处，也一直是训练过程的一部分。我承认这一环我始终做得不好，她曾经借用一个“跳舞”的比喻来告诉我：“我们在共舞，但是我们总是踩到对方的脚趾。”我可以是我希望成为的任何一种人，只要我相信—这就是那个讯息。我已经准备好，或者快要准备好，进入那个求职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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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联谊世界（1）

我浏览过的所有求职网页都强调联谊会的重要性。最开始，我还天真地将之想象为一个相当随意的社交练习，也许主办方还供应白葡萄酒呢。然而，乔安妮和金伯利却一直在修正我对联谊会的印象，她们说那是个需要辛苦准备、纪律和毅力的活动。当我告诉金伯利我想参加联谊会的意愿时，她果断地打断我，要求听一听我的“电梯发言”，所谓“电梯发言”，就是一段30～45秒钟之间的自我宣传。比如以我的情况来说，按照金伯利的建议，就应该这样开始：“大家好，我是芭芭拉·亚历山大，一位很棒的公关从业人员。”在我与乔安妮的一次电话咨询上，她还跟我分享了她自己的电梯发言—这证明她也在找工作—当我鼓起勇气表示她的发言听起来有些僵硬不自然时，她承认还没完全背熟。

在网上搜索了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在华盛顿特区的“40岁以上人士俱乐部”要举行联谊会，这地方离我的住所大概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俱乐部是专为帮助进入中年的白领人士求职所设立的，它的第一个专家组成员包括好几个著名企业家和文化名人呢，比如IBM的创始人汤姆·沃森、JC　Penney的詹姆斯·凯西·彭尼、电视人格的奥塞·高德佛雷，还有《积极思考的力量》一书的作者诺曼·文森特·皮尔—这位“大师”，我私下以为应该是金伯利的知识分子祖父。虽然有个不凡的起源，但这个全美共有19个分会的俱乐部其实是一个失业白领的草根组织，因为它完全由志愿者经营，这些志愿者也是为方便起见，直接从失业的中年白领大军中抽取出来的。

联谊会是在一个微雨的1月早晨9点半开始的，地址听起来很有点不凡：杜邦环岛附近。其实那个地方是个又黑又乱、完全没有装修的地下室。帕美拉，一个50岁左右的女士，穿着一件长长的紧身裙，给人一种类似美人鱼的效果，站在走廊里招呼我去一个桌子旁，那里有另一个5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特德，正在负责分发名牌。特德穿着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奇怪地映衬出他有一只似乎被打肿的熊猫眼。“不行”，他在叫我，说我不能拿红色名牌，因为我是“新人”，于是分给我一个蓝色的牌子。他避开我的直视，也许是为了分散我对那只熊猫眼的注意，告诉我联谊会会持续到10点钟，结束后欢迎我们去听一个“求职者的新年志愿”讲座。

时间不多，所以我希望赶紧投入，与我的求职伙伴们见面聊天，向他们介绍自己，询问一下他们都在找什么类型的工作。围着讲台呈半圆形布置的椅子上，稀稀拉拉地坐着大约15个人，都是中年白人，彼此距离很远。我在位置坐满之前成功地和几个人建立了联系：迈克，从事金融业；吉姆也是做公关的，叫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他的求职历程已经长达7个月。一个自称是媒体经理的男人缠上了我，说他比谁都苦闷，他为时代华纳工作了11年，却在公司不明原因的一次企业重组中被裁员，没有收入的他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要养育。看，这些就是我的同病相怜者，这些男人，还有少数的女人，待会儿活动结束后就要像我一样回到家中餐厅的桌子旁，坐下来，孤独地在网上搜索一下午。

我来之前还一直担心没好好准备一份“电梯发言”，结果和我搭讪的根本没有一个人做这类发言，更没有人要求我说。金伯利和乔安妮都在想什么呢？这里大多数求职者的脸上都挂着一种消极和微弱的期望；穿得虽然很整洁，但是几乎没有人的衣饰超过毛衣便裤的层次。按照这些表面的特征判断，如果这群人中出现另外一个ENTJ，我会大吃一惊的。事实上，即使这个屋子坐满30个人，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全场也只会有我一个人在进行系统性的“活动”。后来的一个叫迈克尔的人，对我的一脸微笑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只管将他的头埋进《华盛顿邮报》中。我只好越过他跟弗兰克打招呼，弗兰克60岁左右，皱纹满面，他说自己是个财务顾问。

“你知道布什有什么问题吗？”他问我，“他从来就不需要工作，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一切都是别人为他安排好后恭敬地递给他。”

我点头表示同意，并说自己也是一个顾问—这是我学到的一个可以代替“自由职业”的说法。他发现那就是“他们希望我们都变成的人—顾问”。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利用我们，不需要的时候让我们消失，没有任何利益和麻烦牵涉其间。

10点钟，会议由默尔拉开序幕，她解释说俱乐部的“核心任务”就是把像我这样的新手转变为精明强干的求职机器。我发现自己已经盲目地受到默尔的鼓动了。她很漂亮，这是第一，可能和我一般年纪或者稍微年轻些，而且有一种令人瞩目的镇静姿态。我将她当做女性经理人的样板—语气和善却对手头的工作容不得一丝偏差。她说她已经连续求职9个月了—不过看她的架势，这个数字一定是她作为这儿领导的一个资历证明—但是这个信息让人绝望。如果这样一个具有领导素质的角色还会失业达一年之久，那我这种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

踏入联谊世界（2）

默尔介绍了我们的主讲人乔·洛克伦，乔以前在华尔街工作，拥有哈佛MBA学位，现在经营自己的“职业教练”事业，或者像俱乐部网页上关于他的简介所说的那样，是“过渡期加速器”。这个高大、温和的男人穿着卡其布裤子和红色汗衫，像个预科学生一样上台了。他的开场白有点自嘲，说自己的新年志愿就是戒巧克力—他“很可能会因为吃太多而引起麻烦”—接着他似乎很难放弃巧克力这个主题，绕来绕去地讲新年志愿会怎样引起“多米诺效应”：暂时不想买新套装是因为等着戒巧克力后会减下几磅来，而又因为没有新套装，无法去参加一个重要的面试。这个教训听起来似乎是：不要自找麻烦定什么新年志愿。好，讲话完毕。

但是当他问到我们在求职期间面对的障碍是什么时，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在场有一半人举起手，列举他们的障碍是恐惧、惰性、尴尬、拖延、钱的问题、“非线性的职业道路”，还有失眠的挑战。我看见特德靠墙站着，对别人提出来的每一种求职障碍都猛烈地点头认可，似乎表明他对这所有的问题都非常了解。乔尽量在活动白板上记下所有发言的关键词。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常常被一天需要做的事情弄得手忙脚乱，缺乏重点，这叫“没有计划性”。

这时候我正期待乔能提供解决方案，但是默尔从没放弃自己站在房间前面的有利地形，上前一步发问：“那么有人做过些什么来处理这些障碍呢？”我希望的是乔来回答问题，虽然现在他只不过在记笔记和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穿着他那件鲜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