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1886。4。3—1935。10。8),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曾任教于国内多所名牌大学的黄侃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国学大师,其在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的造诣令人叹为观止。但他同时又随意骂人、反对白话文、脾气古怪、贪嗜美食、放浪形骸,令人瞠目结舌……
“好酒好菜,放马过来”
黄侃最讲究吃喝,喜好美酒佳肴。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尝,必千方百计得到,以饱口福,并且为了吃上这些美味佳肴不惜出尽洋相,并自诩为美食“专业户”。
黄侃是同盟会会员,有一天听说一些相识的会员在某处聚会,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并没有请他。他知道是因为自己过去曾骂过其中一些人,可是怎奈肚中馋虫作怪,他便不请自来。刚一进门,那些人见来的是他,吓了一跳,随后又装得很热情,邀他入座。黄心知肚明,二话不说,脱鞋坐下,就挑好的吃。吃饭之后,他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说:“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便赶紧跑了。
还有一次,某人请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极想食之而后快。但是,他曾经骂过主人,不便前往,但美味佳肴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两难之下,他请好友刘成禺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都一言不发。刘成禺就去与主人商量,主人当即下请帖请黄侃赴宴。席间,黄侃果然光吃不说话,全然没有往日眉飞色舞、高谈阔论的样子。众人都觉得奇怪,说黄侃善变,其实是不知他另有打算,那就是——不动嘴皮子,装满空肚子。
1913年,黄侃的恩师章太炎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黄侃前往陪住,顺便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向恩师请教。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举箸难下,根本吃不消,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哪知这样一来,他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冒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多久就被扫地出门。
即使后来身为人师,黄侃也没能改掉这个“馋嘴”的毛病,并且毫不理会学校的规定。经常变换借口要学生替自己“买单”。学生们慢慢摸透了黄的脾气,知道在黄侃老师这里,“有菜一切好说,无酒寸步难行。”黄侃讲课时,有一个习惯,每每讲到紧要之处就戛然而止,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大洋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有一天,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碰巧看见黄侃也在隔壁房间请客,他赶紧过去向老师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直到这个学生请的客人都到齐了,还不让他走。情急之下,这个学生灵机一动,就把伙计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算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正中下怀,就对学生说:“好了,你走吧。”学生这才得以脱身。
黄侃讲授《说文解字》,学生都觉得晦涩难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试时,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有学生上他的课时,就投其所好,凑钱办了一桌酒席,请他赴宴,黄侃欣然前往。这一招果然立竿见影,期末考试时,学生全部及格。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后,责问他为何违反校规,吃学生的请。黄理直气壮地说:“他们这些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就是凭着这股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好酒好菜,放马过来”的精神,黄侃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也是一个出色的美食“专业户”——川菜、鲁菜、粤菜、闽菜、苏菜、苏州船菜、湘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德国菜,他皆要一饱口福;茅台、杏花村、汾酒、泸州老窖、五粮液、女儿红、白兰地等各式陈年佳酿,他统统豪饮一番;北京、上海、沈阳、南京、太原、苏州、武昌、成都等地的著名酒楼,他都曾到此一吃。无论是刮风下雨,头疼脑热,只要是有酒有菜,黄侃立马就精神百倍,左右开弓地大嚼起来,推杯换盏,来者不拒,颇有些吞食天地的架势。难怪有人戏称他为“老饕餮”。然而,食多伤胃,酒醉伤肝,黄侃饮食从不节制,贪恋碟中之菜、杯中之物,导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仅得中寿,与此不无关系。
胡适“往哪里去”
黄侃自视甚高,恃才傲物,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方法,对于新派的主张很是反感,时常为此破口大骂,其好骂人的名声多半是由此而来。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无不可讥骂之人,无不可诅咒之事。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同时也在金陵大学兼课。每周六小时。金大农学院院长某君,刚从美国获农学博士头衔归来,炫耀不可一世。有一天,他忽来雅兴,宣布在大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海报张贴出来,大肆宣扬,轰动全校。
到那天,前去围观的学生特别多。黄侃碰巧那天也有课,他走进教室,发现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知道学生都被“洋博士”吸引去了,便说:“今天上座不佳,大家是不是去凑一下热闹?”剩下的同学欣喜万分,都高兴得要往外走。黄侃平生对“假洋鬼子”教授素来瞧不起,这回“新法阉猪”的宣传,使他也起了怀疑,便道:“好!咱们也一起瞧去!”
谁知道进大礼堂一看,一只活生生的猪,被紧缚在手术架上,肚破膛开。这位院长因所学的洋玩意儿不到家,手忙脚乱,却始终找不到猪卵巢的部位。阉猪变成了宰猪,旁观者笑成一片。黄侃看在眼里,笑在心上。回到课堂上,他即兴填了一首词: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都。佳迅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现阉猪。农家二彘牵其一,捆缚按倒阶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这阕词嬉笑怒骂,滑稽至极。全校争相传诵,读者无不捧腹。这位当众出丑的院长,自然耳闻,羞愧难当,只好悄悄辞职而去。
有一天,黄侃不巧碰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戴问他:“近来有什么著作?”
黄回答:“我正在编《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被编进去了。”黄侃最擅长教《昭明文选》,这里的“漆黑”是由“昭明”反意而来,意指戴平日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讽刺意味十分明显。
戴季陶当场被奚落,很是尴尬,但又无可奈何。
1908年的一天,陈独秀来到东京民报社,拜见章太炎。这时,正值章的弟子黄侃、钱玄同在座,听到有客人来,他们就到隔壁的房间去。可是隔着两扇纸拉门,主客的谈话还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玉裁,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两省。后来,话题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然提到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也敷衍道:“是啊,没有什么人。”这时,隔壁的黄侃忍不住了,大声喊道:“是谁在那胡说呢,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一听,都非常扫兴。不久,陈独秀就告辞了。无巧不成书的是,黄侃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当教授。1917年,陈独秀受校长蔡元培之邀,也来北大当文科学长。两人因而成为同事。陈独秀以北大为阵地,主办《新青年》,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倡导新文化运动。黄侃也不甘示弱,主办《国故》月刊,倡导国故,企图与《新青年》相抗衡。陈、黄二人各自成为新旧两派的首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论争。
其实黄侃同陈独秀的恩怨还不算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黄侃骂得最惨、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暴得大名”的胡适大博士。胡适和黄侃同在北大任教,但两人分属新旧阵营,素不相识。黄侃每次见到胡适,总要嘲讽、奚落一番,胡适知道他平日好发“疯”,且比自己年长,于是每每谦让。
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不解甚意,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了,啼笑皆非。还有一次,他上课时谈到文言文的简明,就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优劣和价值,假如不以字多为优,不以花钱多为贵,请看下面的例证:某留学生在美,其母死在家乡,电催奔丧。如用文言文发电报,有‘母死速归’四字足够了。无论识字与否,一看一听就明白,不必多加解释。如用白话文,则必云:‘你的妈妈死了呀!赶快回来吧!’四字变成了十一字,再加上两个叹号,电报费几乎增加了两倍,孰优孰劣,不辨自明。”很明显,他将矛头对准了大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这简直比骂人还令他难受。
还有一回,胡适去赴宴,刚好黄侃也在场。宴席中间,胡适偶尔和人谈起墨学,滔滔不绝。黄侃听得不耐烦了,突然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知道黄侃“疯子”脾气又发作了,假装没有听见。黄佩见胡适不加理会,于是心生一计,又接着骂道:“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听后,忍无可忍,指责黄侃不该骂他的父亲。黄侃却微笑着说:“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墨子是讲兼爱的,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结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适十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