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夫人对女儿说道:“凤英,你替妈妈给这位叔叔磕几个头,表示我们的感谢。”
李斯年正要阻拦,小女孩却已经从他身上挣脱下来,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响头。
他连忙将她拉起来,重新搂入怀中,轻轻拂去她额头上的灰尘。
接着,李斯年关切地说道:“嫂子,我还是送您去医院看看吧。您身体本就不好,现在还怀着孕,今天又遭遇了这样的变故。”
施夫人摇了摇头,说道:“不用了,都是老毛病了。施洋在世的时候带我去医院看过,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起色。”
李斯年又提议道:“嫂子,我明天就要回沪上了。要不您和凤英跟我一起走吧,我保证会把凤英和你腹中的孩子培养成人,让他们以后继承施律师的遗志。”
然而,施夫人坚定地拒绝了,她说道:“谢谢你的好意。我早就已经想好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为我丈夫讨回公道。他一向与人为善,遵纪守法,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安上一个罪名就给杀头了。我要去北京,去立法院,去总统府喊冤,让那些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李斯年劝道:“嫂子,那些军阀都是沆瀣一气,况且北京的大总统如今也管不到吴大帅的头上。”
但施夫人依然坚持道:“我丈夫生前常常和我说,现在是民国了,凡事都要讲法律。我不相信这样的冤情会没有人管。”
李斯年不禁感叹,这位施夫人也被丈夫带成了一名理想主义者。
只可惜华国的法治建设速度还远远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高度。
尽管如此,这对夫妇的勇气和信念仍然令人钦佩。
于是,李斯年便没有再多劝。
施夫人接着说道:“李教授,我丈夫曾和我提起过您,说您是一位大知识分子。我想请您帮我写一份申诉书。”
李斯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他当场提笔,仿照施夫人的语气,起草了一份《为夫鸣冤书》,详细记录了施洋的遭遇以及军队警察对他的迫害,然后交给了施夫人。
李斯年又从身上掏出一些钱,递给施夫人,说道:“嫂子,这里还有一些盘缠,您先拿着用。我年后过一段时间也会回北京,我把家里的地址留给您,到时候您要是有什么困难也可以直接去找我。”
施夫人接过申诉书和盘缠,泪流满面地说:“李教授,您真是我们夫妇的大恩人!我丈夫能有您这样的朋友,也是泉下有知了。”
第二天早晨,李斯年与卡洛琳再次踏上了返回上海的那班熟悉的轮渡,卡洛琳依旧买了同一个舱室的票。
来的时候,李斯年灵感迸发,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在赶稿,而卡洛琳则是呼呼大睡了一路。
然而,到了返程的时刻,两人的状态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这一次,李斯年也没问卡洛琳为什么还是两人共住一舱,一上船,便迫不及待地趴在了床上,瞬间陷入了沉睡。
在武汉的这两天两夜,他几乎未曾合眼,身心俱疲。
头一天晚上,他忙于为施律师守灵,那份哀思与敬意让他无法入眠。
而昨天晚上,他本打算在拜别施夫人后,回到临时租住的小旅馆里好好休整一番,却不料刚躺下不久,就有人急匆匆地找上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