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地,军方对陆军上将乔治·马歇尔的领导能力与崇高风格极为敬仰。然而,马歇尔并不只是在军事领域中受人敬仰。在20世纪,美国军方人员与国务院的官员之间向来缺乏好感,有时还相互猜忌与鄙视。查尔斯·博伦大使——与乔治·凯南大使都曾是苏联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与资深顾问——在他那本取名为《历史的见证》(WitnesstoHistory)的回忆录中,提到了1947年1月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时的状况:“对于军方人员被任命为国务卿一事,国务院的驻外机构事务局内充满着不安的情绪。马歇尔的声望无与伦比,但是前任国务卿伯恩(Byrnes)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国务院上,因此国务院的士气低落。大家都担心,新就任的这位大将军可能会制定严格的纪律与规定,而导致下情无法上达。
“但是没多久,国务院内几乎所有的重要官员都开始对马歇尔产生好感。他让大家的工作有了目标与方向。他的个性感染了整个驻外机构事务局。我在驻外机构事务局服务的40年里,以马歇尔及赫特(Herter)担任国务卿期间,国务院的工作绩效最优异。没错,马歇尔身边有优秀的副国务卿,先是迪恩·艾奇逊,接着是罗伯特·罗维特,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麾下担任战争部副部长。而且,由于伯恩并不关心国务院的业务,所以对马歇尔而言,事情会比较好办。在马歇尔的领导下,所有的资深官员都会受到咨询,而且政策一经决定,大家对其内容都不会有疑问。据我所知,当时国务院的运作效率之高,可说是空前绝后。”
乔治·凯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想,在我的回忆录中谈谈马歇尔将军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是在他漫长的公职生涯中的最后一项任职中才认识他的。我和他私下的交往并不密切(我猜,很少有人和他有密切的私人交往),但从1947年5月到1948年年底的一年八个月在国务院和他共事期间,唯有我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而且我还享有可经由双方共用的侧门进入他办公室见他的特权(但我尽量不滥用这个特权)。在工作上,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观察他是如何做好国务卿的工作的。
“在我所回忆的人物中,马歇尔是最值得称赞的人。我和大家一样,都因为他的风格而敬佩他、敬爱他。这种风格有些是我亲眼所见,有些是尽人皆知的,有些则鲜有人知:如他的正直清廉;他的谦谦君子风度;他强烈的责任感;他在面对干扰、压力与批评时的沉着冷静;他的沉稳作风——一旦作了决定后,即勇敢承担结果,不论结果好坏;他的不好虚荣,没有野心;他对反复无常的舆论,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批评所表现的淡然处之的态度;他对待部属的那种大公无私的精神……”
1947年1月,战争部长罗伯特·帕特森(RobertPatterson)有意请迪安·腊斯克(1961年时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国务卿)担任陆军的首席国际法专家。而马歇尔在1947年就任国务卿后,也想请腊斯克接任国务院特别政治事务处处长的职务。
腊斯克回忆道:“我选择到国务院服务,主要原因是我想与马歇尔共事。他是我心中最了不起的人。丘吉尔说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获得胜利的功臣,而杜鲁门则称他为‘当今最伟大的美国人’。他们两人说的都对。
“马歇尔对每一位与他共事的人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也是位良师。他会以身作则或给我们一些训示,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好公仆。举例而言,他会对我们说:‘各位同仁,不要坐在那儿等我来告诉你们要做什么事。要主动一点。你们反而要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事。’不论你碰上什么问题,他都希望你能把工作做好。他上任后不久,有次在主持约有15人参加的晨间参谋会议时,有人抱怨国务院内的士气太差。马歇尔将军站起来,环顾会议桌四周的与会人员,然后说:‘各位,士兵可能会有士气问题,但官员不能有士气问题。我希望国务院内的所有官员要为自己的士气负责。’当马歇尔不希望官员们消极地找人诉苦的话传遍了国务院各单位后,国务院的工作士气达到了最高点。
“马歇尔的态度激发了同仁们的信心。这位老将军常勉励我们,‘打起精神!’‘不要丧气!’‘不要抗拒问题,要解决问题!’”
但国务院内对马歇尔了解最深的人,非副国务卿迪恩·艾奇逊莫属,他于1948年接替了马歇尔的国务卿职务。据他的描述:“马歇尔将军每次走进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内所有人员都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他具有那种强烈的、与人精神交流的力量。他身材魁梧,而那低沉、不疾不徐而又强而有力的说话语调,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威仪,令人肃然起敬,给人一种权威与沉稳的感觉。他不刻意展现军人的威风和严肃,但大家都称他‘马歇尔将军’。这一称呼和他如影随形。他在接电话时也千篇一律地自称‘我是马歇尔将军’。这样的称呼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没想过要称他为‘国务卿先生’,而且除了马歇尔夫人外,也没有人会称他为‘乔治’。马歇尔希望别人尊重他,而他对别人也很尊重。这点是他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外,杜鲁门总统还提到马歇尔将军风格中的另一个基本要素。他写道:‘马歇尔从来不为自己着想。他的自我意识从来不会夹杂在他本人与他的工作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