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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难道我不能像电影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吗，被打中，爬起来，继续往前冲？从未受过这么猛烈地撞击，左手的枪飞了出去，我人则飞向相反的方向。刚开始，肩上像是有千斤重担。紧接着，全身痛彻心肺，心就像蹦了出来，每吸一口气，肺就跟炸开了似的，满嘴血腥味儿。头昏，然后是眼花，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我觉得自己是在向一片红雾里跑，越来越浓，旋转，旋转，旋转……

我说不出是生还是死。痛到极限的时候，我反而掉到了一片无痛之地，没有时间，没有尽头，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没有内疚。永恒，迷人。就让我慢慢走到这片天堂里去吧。世界因此而显得那么飘浮，虚假，那么让人厌倦。所有的忍受都毫无意义。多好啊，永远地解脱。

联络员赶到身边，把我扔上卡车。我还感觉到，他把儿子的尸体扔到了我身上。我们一直开，直到一个稍微安全点的村子才停下来。他们找来医生。神智不清之中，我听到他们要我放松，要给我动手术。光是取那颗子弹和四散的碎骨，手术就持续了八个小时。他们没办法继续了，因为我失血太多。该死的弹片就随他们去吧，医生把伤口缝合，全力止血。整个手术只用了一点土法配制的麻醉药。他们用樟脑和薄荷调制的药膏为我退烧，每隔一个小时给我灌一碗药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是用来恢复体力，这药水极其反胃，我喝两碗吐一碗。治我的法子有多少，我受的罪就有多少。没有西药，没有抗生素，因为这里压根儿就找不着。完全靠自行恢复。我不知道他们在茶水里放了什么，反正见效了。

高烧昏迷了好几天，当我终于醒过来的时候，我坚信自己已经下了地狱。没办法呼吸，说不出话，每动一下都翻江倒海地痛。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的人，这些勇敢的人，一再安慰我，一切都会好的，他们会把我从这儿送出去的。我想对他们说：老天，就让我安安静静地死了吧！

稍好一点，我们就上路，一站接一站。路况极差，我痛得彻心彻肺，每次清醒的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分钟。好不容易，到边界了，回家了。瞬息之间，另一种语言在我耳边响开了，声音那么的热情洋溢，还有现代文明，空调，无处不在的喧嚣，氧气，输液，医院，以及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以色列大夫，他们替代了苍蝇的位置，在我眼前飞舞。上百种的检查又来了。

我又变得自弃。一个同伴过来陪我，守在身边不断鼓励。他握着我的胳膊，就在约瑟夫曾经握过的地方。这只手带来的感觉，令我陷入了无边的苦痛。一如通向地狱的路就在眼前铺开……我只有一个念头：从这个充满苦痛的地球上消失，永远。

接下来所经历的，和以往没什么两样。我回复了常态。

从情报效果来讲，这次任务非常成功。系统运行出色。我因而得以消停了一段时间。我甚至受到一些大人物的接见，听了无数的表扬，以及对于未来的所谓许诺。对于眼前一切，我找不到特别喜悦的感觉。

这次任务给我本来就不太正常的神经系统带来了新创。我察觉到，我的自控能力已经一落千丈。我正滑向危险之中。

第十二章　小心你的左肩上方

2000年11月：暴力冲突再起。

2000年12月9日：巴拉克宣布辞职。

我利用在以色列休养的几个星期，重新安置了一下自己的私人生活，因为我的长期在外，状况已经很不乐观。一般来说，男人很难接受这样的情形：他不知道和自己一起生活的人去哪里，又干了什么，甚至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何况我一直不想让我的那位太清楚我的动向。这自然是出于工作保密原则，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想平衡两人的关系：我必须尽可能保持“平常”心态。这很难做到。每次回来，不是大病一场，就是遍体鳞伤，这很难瞒得过去。男人更喜欢女人单纯，健康，永远等着他。我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我向往和谐平静的生活，这也许是充满暴力的职业生涯使然。我爱家的温馨。每当我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做的总是一成不变的几件事：沐浴，换上舒适的衣服，美美吃一顿，随便喝点什么酒，听听音乐，在沙发上坐坐或者地毯上也行，满心喜悦而且全身心放松。在难得享福的这么几天，我才发现自己对爱人办公室里的那些故事以及他的秘书小姐一无所知。太糟糕了，我本来该知道这些的。我本来可以让他不离开我，不去娶那个人，那个漂亮的秘书小姐。

要从心理上开始改变。我的表情不再像原来那么生硬。为了让自己变得轻松，我有意表现柔弱或者假装天真。和人面对面交谈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完全信任，以免流露出一点点怀疑。我识别力很强，我知道谁可以信赖。可为什么要表现出来呢？不管对方是认真的，还是满口谎言，我都礼貌地倾听，嘴角挂着笑意，仿佛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既然这样能让他们高兴，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爱人的离我而去，真正是精神上的打击。我为“工作”牺牲得够多了，因为我别无选择。何况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经“不能自拔”。我和“正常人的世界”逐渐格格不入，每次的短暂接触也那么糟糕。我发现，我变得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我对任何形式的冲突都感到疲惫。我需要的是安宁。我起得很早，那是因为我背部脊椎的裂缝，躺下超过四个小时就会痛苦不堪；我脑子里充满了死亡的景象，开枪的声音，还有整天整天缠着我的惨叫。他们要我回到大千世界，去过那种普通人的生活，但我只可能活在自己这个世界。

没有一时一刻，我不是活在幻觉之中，不会听到被拷打的人的惨叫和垂死之人嘶哑的喘息，不会嗅到血腥，闻到那由恐惧、死亡和烂肠子掺在一起的腐臭。从该死的那一天起，没有一次，我不是看到晃悠的沙袋就想起那个年轻人，那个被吊在我两米之外的年轻人。当然，我会自己排遣。当然，这样的幻象停留十来秒钟也就过去了。当然，我会强迫自己保持正常人的样子，而不是每次都精神崩溃泪流满面。可幻象是这么清晰，这么真切，这么完整，这么栩栩如生……

为什么对于周围的人来说，要他们感同身受我的心境是如此之难：我自闭，沉默，无来由地忧郁，和自己过不去，或者故意说刺人的蠢话？人们怎能对一个受尽酷刑的人要求她有处世的态度，要知道这种酷刑不是一刻钟一小时而是几天几夜？

想到永远留在了地狱里的同伴，我怎能去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在精神上我和他们从未稍离。离开，不就意味着背弃吗？我难得的幸福，对我而言如同犯罪。出完任务回来，舒适的生活让我心生负罪。永远地逃离吗？可又能干什么？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只有战争，我对其他一无所知。在以色列，我所做的一切还有它存在的价值，至少我能感觉到它存在的价值。到了“外面”又将是怎样？而且，要命的是，我又将怎样面对自己对于以色列的责任？

我在马路上漫无边际地走，漫无边际地想。百货店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我烂熟于心的歌，我不想再听，可是不由自主，我还是放慢了脚步去听。不由自主，我还是觉到心里一点一点，有了难以名状的刺痛。

生养我们的故土

养大我们的故土

不管你发生过什么……

这几句歌词压过了我的困惑。是啊应该坚定，哪怕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不要怀疑了，往前看，想想那些为这个国家死去的人，再想想那些未及成年就死去的人。和他们的牺牲相比，你做的又算什么呢”，我的职业意识在叫喊。

“应该怀疑，应该重新看待一切，这是我们数千年的力量所在。就是为了这个，才有那么多的人死在耶路撒冷的远方”，我的自由本性在低语。

两种对立的声音在我可怜的脑子里互不相让，就像它们在多数海外犹太人身上都曾有过的对抗。生在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不会有这样的心理挣扎。他们听到的只有第一种声音。而我们不一样。除了历史和传统，父母还给了我们一样东西：选择，他们的选择，不返回以色列的选择，不让我们出生在以色列的选择。因为他们不想再面对战争，宣传和操纵。并非他们是胆小鬼。他们不过是想要尽可能多一点的自由。

对于我，一个把以色列放在心里至高无上位置的我，所面临的种种仍然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