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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2页）

我在香港开会的第三天，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刘峰先生于2015年12月23日4:26于北京武警总医院病逝。”

刹那间我不知道这个刘峰先生是谁。跟我战友了一场的刘峰一辈子也没人叫过他先生。短信并不是他侄子发来的。我把电话打给发短信的机主。机主却一直呼叫转移。我给刘峰的侄子打了个电话，他也刚刚接到同样的短信。三小时之后，我们与会者正在晚餐，又收到追悼会通知。我拨通郝淑雯的电话，她连刘峰逝世的短信通知都没收到。她只说：“这么快呀！太快了！”也不知道她指什么，什么是她快和慢的参照；跟什么比“太快了”。

两个月前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真的是怕吓着我，没跟我说实话。要不就是他那个姓沈的女朋友没跟他说实话。但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他的淡泊和幽远，他那静静的微笑，是来自一种全盘的接受，接受了一切，也包括接受了不久即临的死亡。

夜里十二点多，我接到一个女人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姓沈，是刘峰的朋友。但我马上觉得，这个姓沈的女人对于我绝不是个陌生人，我们一定认识，而且不是一般的熟。那种亲熟从遥远的少年时代散发而来，如同动物间神秘的生物电，如同难以捕捉的气息。于是我的直觉比分析判断快得多，就在她简短报告了刘峰病故前的状态，以及感谢我捐助的钱——那钱每一分都使上了劲儿，她在此附加了一句；就在她要跟我放电话的刹那，我平淡地说：“是小嫚吧？”

“……嗯，是。见了面我再跟你细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想象的哪种？挂了电话，别说想象，连思维都停了。怎么了，小嫚和刘峰？他们最后是怎样相伴的？谁先找到了谁？刘峰最后是个谜，但他的谜跟小嫚比，太简单明了。小嫚怎么成了沈老师？唯一的推理结果是小嫚的亲父亲姓沈。刘峰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就是小嫚呢？而且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女朋友”。

我以为活到今天，已经没有让我吃惊意外的事物了。而刘峰和小嫚，真沉得住气，用了四十年来向我、向人们揭示这份意外。我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窗外的香港还在灯红酒绿。小嫚对刘峰生命终点的叙述，我此刻才顾得上回想。她告诉我，他没有痛苦，没有留恋和不甘，他在进入弥留的昏迷前睡眠很多，那种死沉的药物睡眠。弥留的昏迷持续了两天，没有醒过来，直接走进死亡。

追悼会前一天，我跟小嫚相约，先到她家见面，然后我请她到附近的“鸭王”吃晚饭。小嫚在楼下迎我，裹着一件米白羽绒衣。我惊奇地发现老了的小嫚比年轻时好看，也许因为有关好看的标准变了。她的黑皮肤、小脸盘、曾经被看作奇葩的浓密头发，现在都被认为是好看的。那时候我们说小嫚坏话：她能演什么呀？脸比脚后跟大点儿，脑壳比拳头大点儿，上了台她是哭是笑观众都看不出来。小嫚本身话少，我和她在电梯里都沉默着。我们之间几十年的疏离随着楼层的升高而上升为陌生，陌生又上升为压力。开电梯的妇女换成了个老头儿，也一句话没有，三双眼睛都盯着显示灯，电梯却爬不动似的。

在小嫚的两居室门厅里，置放了一张写字台，布置为灵台。写字台就是刘峰曾安装了根铁扦，把苹果固定上去为我削苹果皮儿的那张。灵台上的刘峰照片是四十年前的，我们巡回演出到西藏，在澜沧江边拍的，右手握在冲锋枪的枪把上。那时我们不知道澜沧江一直流淌，最后就流成了湄公河，而刘峰会去湄公河入海的国度作战，失去他给我们做过甜饼的右臂。他那结实灵巧的右手，为我们抄过跟头，修过地板，淘过下水道，补过军装……澜沧江边的岩石上，同一个景点，我们每人都留了影，也摆出跟刘峰相同的pose，端在胸前的冲锋枪是跟汽车兵借的。那时候追求林丁丁的摄影干事还没调到大军区，还在昌都军分区当干事，我们沾丁丁的光，每人照了一张江边留影。因为照片质量好，用在灵台上的十二寸照片虽然是从当年的120的底片放大的，还是非常清楚。照片里的刘峰好年轻啊，那么老实巴交，嘴角有种深深的谦卑，而深明大义的光芒就在眼睛里。那时他最得意，最红，年年当标兵，全军区的宠儿，连军区首长来审查节目，都要先跟刘峰握握手，说：“小刘啊，这帮唱唱跳跳的小鬼不好管，好好给他们带头！”但他从那时就明白那都不是看家本领，自己终将无为无成，因而谦卑。他被我们每个人麻烦，还找来“括弧”那样的残废孩子麻烦他自己，时刻准备着帮我们的大忙小忙，琐碎到被絮里捞针的忙，他都那么当真地帮，我们麻烦他就是需要他，被人需要着是他最好的感觉，使他发现自我价值，让他抖擞起活着的精神。他最早那毫无来由的自卑，终于露出了根。不能不说是一种英明吧？在他二十岁的照片上，眼中的深明大义正源于此。

我看着照片，为自己流不出眼泪而焦虑。其实小嫚也没有哭。也许她的眼泪是逆向地流淌，往心的方向。小嫚在我身边说起话来，话是重要的，不过有些上年纪女人的絮叨。当年她的病（精神失常）不单单是被当英模的压力诱发；在那之前她就有点儿神志恍惚。仗刚打起来，野战医院包扎所开进一所中学时，教学楼前集合了一个加强团士兵，从操场奔赴前线。第二天清早推开楼上的窗，看见操场成了停尸场，原先立正的两千多男儿，满满地躺了一操场。小嫚就是站在窗前向操场呆望的那个女护士。她站了多久，望了多久，不记得了，直到护士长叫她去看看，万一还有活着的。她在停尸场上慢慢走动，不愿从躺着的身体上跨越，就得不时绕个大弯子。没风，气压很低，血的气味是最低的云层下的云，带着微微的温热，伸手可触。她这才知道满满躺了一操场的士兵是那个军的。刘峰那个军。再走慢点儿，万一还有活的，万一活着的是刘峰……

小嫚侧过脸来看我：“穗子呀，我是拿起尸体袋子上的牌子一个个对号的，个别没有名字和番号，我就怕得要死，打开袋子，看一下他的脸……”

就那样，一个操场头一天还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第二天一早，立正变成卧倒了。卧倒的，个头儿都不大，躺在裹尸布和胶皮袋子里，个个像刘峰，个个都像她新婚的丈夫。小嫚的神志是那时开始恍惚的。

小嫚还站在刘峰灵台前，满腹心事纺成线，不断往外扯。

小嫚住精神病院的三年，看望她的一共有五人次，这是主治大夫告诉她的。第一是她母亲，她转到歌乐山母亲又去探望她一次，因此母亲一人算两人次。第二次母亲探望时，小嫚药物反应严重，临床记录说，她拒绝让母亲靠近。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为她送来小嫚丈夫牺牲的通知。最后一人是谁，小嫚一直没搞清，据说此人也来过两次，这样算起来便是五人次。出院那天，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给小嫚，有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有政治处主任给她带来的二等功军功章。最后就是一封信，字迹她熟，但想不起是谁的。拆了封口，里面掉出一张二人合影，竟是刘峰和穿蓝条病号服的小嫚自己。主治大夫问小嫚，是否记得这个人来看望她，还带了个照相机跟她照了合影，小嫚说不出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连刘峰都认不出。刘峰信上说，他已接到转业通知，回乡后就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趁着他到司令部办事（他部队的司令部也在重庆），顺便来看看她。上回照的相片洗出来了，小嫚照得比他好，但愿她满意。信里留下了他母亲的地址。此刻小嫚说，两次去，都错过了。

我想小嫚过去只是口里没话，并不是心里没话，现在口一松，话不断了，你一听便明白她那些话攒了多久。我想她早就哭够了。

她从歌乐山精神病院出了院，找到了转业回乡的刘峰。她给刘峰写了封简短的信，说她出院了，调到五十四陆军医院继续当宣传干事，谢谢他在她住院时来看望她。刘峰回信也简短，为她的痊愈高兴，更为她能继续留在军队高兴。然后他说到自己，回到了梆子剧团开始工作了，看大门兼职党支部书记，刚刚结婚，爱人在长途汽车上售票，业余唱民歌。通了几封信后，刘峰告诉她，部队要他回去一趟，给几个战友做善后证人。他也正好想去看看同连队阵亡战士的坟，听说陵园刚修起来。小嫚给他的梆子剧团发了电报，说想跟他一起回云南，刘峰同意了。两人在成都会合，刘峰见到她还出来一句笑话，说去那山高水险地方，俩人仨胳膊，打架吃亏小些。他们到达边境的时候，抚恤工作组还没撤，烈士陵园也还没完全竣工。刘峰买了几瓶当地出产的大曲，还买了萨其马和花生，足足装满一辆独轮车，他们一人推一边车把，推到烈士陵园。到了烈士陵园门口下午五点，铁栅栏门已经上了锁。俩人扒在铁栅栏上往一块块整齐划一的石碑上看，刘峰说，小嫚，咱俩命还算大，不然那块碑可能就是我的。小嫚说，你旁边那块，可能就是我的。回到招待所，开饭时间过了，他们就在刘峰房间里喝酒，花生米当菜也当饭，聊到半夜。聊的都是童年故事，孩提时代在二十多年后聊，才不显得一味苦楚，倒也有让他们笑出声的事儿。两人喝了半茶缸白干，刘峰对小嫚说，别喝了。小嫚问为什么。刘峰说，喝酒误事儿。小嫚笑着问：还有什么事儿可误？刘峰说，明天要起早扫墓啊。这样，他站起来，小嫚也跟着站起来。

“他才明白呢，装糊涂。”站在灵台前，小嫚看着刘峰照片说。

刘峰明白什么我也知道。他明白小嫚对他那杂七杂八的感情中是有些爱的。在他即将被我们发配到伐木连的前夜，他就明白。但刘峰不能；一场战争抹杀了多少生命？都没能抹除他心里的林丁丁，跟小嫚如何，那是欺负小嫚。刘峰一生不肯欺负任何人。

第二天小嫚起床，刘峰不见了，院子里的独轮车也没了。等她追出招待所，刘峰已经从烈士陵园回来，给同连队的战友敬了烟和酒，不喝不抽的新兵蛋子，敬上了萨其马和花生。一个连队百分之八十是新兵，老实得像一群会动弹的土豆，真正的新兵蛋子。他们是刘峰到贵州和川东接来的新兵，都不知道穿上军装跟上队伍就直接去打仗，父母和奶奶爷爷们跟着跑，叫他们小名，扔红薯干柿饼子，七嘴八舌喊话，让他们守纪律，别想家，好好听首长的话，部队的好伙食别白吃，吃了多长点儿个头儿。都没来得及吃好伙食，更没来得及长个头儿，就永远卧倒了。

回去的长途汽车上，刘峰说，还有冒充岁数来的呢。十五六岁，愣充十八，五号军装穿着都像面粉口袋，听首长话是真的，一句都不顶嘴就上了前线。十几岁也是一辈子过去，萨其马都还没吃过呢。

刘峰还说，他负伤负得亏心，因为负伤，他反而活下来了，而他接兵带走的新兵蛋子，全都被他丢在了身后。

我从灵台转过身，腿站疼了。眼光一下给那个红色木头挂箱抓了去，刘峰最后日子的兴致和喜兴让我难过，好难过。小嫚看着红箱子说：“他给我做的。做了一个月。我老是找钥匙。门钥匙，自行车钥匙，我老找，他让我一进家门就把钥匙放进去。那时候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吃几口饭浑身都汗透……有天夜里他睡不着，我问他要不要叫他女儿来，他说还不到时候，再等等……他生病就跟做错事似的，最好谁都别想起他，谁也别看见他……”

在“鸭王”吃饭的时候，小嫚告诉我，刘峰病危去医院之前，替她把大衣柜里面那根竿子换了，原先的太细，多挂几件衣服就给坠弯了。他还帮她把浴室的一块活动地砖重新砌平，说不砌早晚会绊她一跤，这年纪摔一跤老五岁。还有冰箱内的灯，一开冰箱在里面摸瞎子，那不成，他把里面的电源修好，现在冰箱里亮堂了。最后躺在病危的急救床上了，他还叮嘱，小嫚你还是把那碗扔了吧，用指甲油补的，谁知有没有毒。我问什么碗。小嫚说，一个装汤的海碗，他俩一块儿在他山东老家淘来的，碗沿的釉彩磕坏一块，小嫚不舍得扔，他住院前买了一瓶蓝色指甲油给补上了。弥留之际的破碎知觉里，他想到的事儿中，竟然还有这一个碗。小嫚笑笑，把我为她卷好的饼放到小盘里。她心里的酸胀，都在那笑里。

我问她，她说他俩不是我想象的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说客厅里的单人沙发拉开是一张单人床，刘峰来她家住，就睡客厅。刘峰下海到海南，他们之间一直通信，一年总有十多封信的来往，她写得多些，他少些。一九九四年小嫚还去海南看过他一次，到海口的第二天，刘峰叫他女朋友帮着打电话，招呼订货送货，催几笔款，他带小嫚玩儿了几个景点。两人坐在长椅上乘凉，吃麦当劳的汉堡时，他跟她说，林丁丁从澳洲写过信给他，还寄了张照片，说是新买了一辆本田轿车，土黄色的，跟澳洲的沙滩似的。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土黄色的轿车，跟丁丁穿的淡蓝牛仔裙特相配，但土黄色的车毕竟有点儿另类。他说他没给小林回信，因为当时正要换住处。

我是知道真情的。丁丁的照片和信都是寄给郝淑雯的，对土黄色轿车的褒贬也是从郝淑雯那里听来的。丁丁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寄过照片，他编谎言是因为他的虚荣，他的好胜，他的一厢情愿。刘峰也会为一份虚荣撒谎呢。

后来刘峰漂到北京，在侄子的公司打工，她也来到了北京。她来北京的缘由是她亲父亲的堂弟从美国回来，半身不遂，非要老死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他读大学、迷上京剧的地方。小嫚当过几年护士，堂叔的女儿为此相中她来看护老头儿，在八十年代末修建的高层宿舍楼里买下一套便宜房，付小嫚一月一千美金，一直到老头儿五年前去世。堂叔的女儿免费让小嫚继续住在那套房子里，算她对小嫚的谢恩。

“你们俩都是单身，为什么不合在一块儿过呢？”

小嫚摇摇头，笑笑。